中国人的致命缺点是心存侥幸和幻想，总把自己认为的东西也当成是别人想的。
一 丢掉幻想，赶快觉醒吧！
综合各种国际局势的情况的判断，有种势力一直在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围剿中国，而我们还在心存幻想，有外媒就说中国是慢慢的睡醒了，而不是觉醒了，一字之差，内容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也意味着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睡醒了只是生理的本能反应，支配人的大脑还是混沌一片，而觉醒是醍醐灌顶的幡然悔悟，有着毅然决然的决心和行动，试问今日中国，有几人对当前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几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更别提一些别有用心的汉奸、网特到处发表、散布混淆是非的观点、言论……，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正在发酵。2010年10月份以来，不断有美国政要发表中国领土——“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的荒谬言论，其背后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其意义无非是在“打台湾牌”失效以后，而换成的“钓鱼岛”这张牌，由此来明目张胆的要用其手里的核武器要挟中国。）那么我们大家该怎么办？政府该怎么办？要不要觉醒起来？还有什么可以幻想的？我们有退路吗？退一步讲，就是我们拱手让出钓鱼岛，美国是否会就此罢休吗？就没有别的肢解我们的刀子吗？所以首先政府要丢掉幻想，老百姓也要丢掉幻想，政府要赶快觉醒，广大的民众也要赶快觉醒。有意思的是当中国成功举办了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美国开始爆发金融危机了，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中国一直不想把奥运会与政治相联系，而西方国家非要把奥运会与政治相联系，那就联系起来看吧！）对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上天一种暗示，（就算我迷信，冥冥之中，必有定数），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都有前后发生的现象可供思索，这也算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展示吧。就在2008年，西方的一些媒体不约而同的把中国作为世界的头号大国来看待：2008年5月，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世界权利中心东移。到2020年，美国、欧洲、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相上下，各自的GDP将占全球总量的20%。美国《世界政策杂志》季刊2008年秋季号文章《中国的崛起》中讲到：“到2033年，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中国可能会毫无疑问地居于首位，美国则位居其次。”“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转折意味着什么，并且思考应对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出现，我们将听到更多的‘北京方案’，而不是‘华盛顿方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名为“2008年世界展望”的报告中指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元年。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不寻常与其他的奥运会举办，它有着鲜明的指示作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意味着一个第三世界的大国——中国，要在世界的舞台真正的登台亮相，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意味着美帝国的衰败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注定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帝国，就是新上台的美国政府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是在刻意回避，他们只是认为这只是一次暂时的危机，而此时中国如果能够借机崛起，那对美国而言就不是暂时的危机了。世界正在关注着美国，这个老牌的帝国，也在关注着中国，这个有希望的新兴大国，接下来，就看二者的博弈了。从2009年6月份开始，《环球时报》用两个月的时间展开问卷调查，采访了全球85名经济学家，其中有80位经济学家参与了问卷调查。调查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世界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还需要几年？二是哪个经济体或国家将率先从危机中复苏？三是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需要多少年？
调查显示，认为世界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还需要3-5年的占大多数，达到51人，认为需要1-2年的有19人，认为至少还需要5年的有9人；认为中国将率先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学者有66人，认为美国将率先恢复的有10人，认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或国家的分别为3人和1人；最后一个问题，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需要10年的有18人，占23%，认为需要20年的有37人，占46%，认为需要30年的有14人，占17%，认为需要更长时间和没有可能超越的分别为6人和2人。参加问卷调查的美国学者有17人，是单个国家中人数最多的。美国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反应最为激烈，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还需要30年以上的时间。调查结果说明了三个有共性的东西：一是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专家学者们的共识，80位专家有78位认同；二是认为中国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将超越美国的有37人，成为主流看法；三是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会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格局。
二 对人民币汇率的思考
在商言商，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金融秩序又是怎样的呢？是谁在操弄这看似凌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呢？前美国国务卿赖斯2007年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的对外演讲中，将美国的外交路线定义为“美国式现实主义”（American Realism），即以全球政治的现实和美国的国民性格为出发点，将美国的“道义理想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将美国的“伟大力量”与“崇高目标”相协调，推进世界的转型与改造；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与指导性原则。这与搞意识形态的输出有何不同呢？（美国不许别人搞意识形态输出，自己却从来没停止过意识形态的输出）。至于如何推进世界的转型与改造，赖斯提出了三个手段，第一就是推动自由贸易。赖斯说，“自由贸易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贸易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推进政治转型的发动机”。第二个手段是利用对外援助。赖斯说，“我们也要利用对外援助来促进（其他）国家的转型”，“将对外援助作为战略伙伴的工具”。“美国6年来对外援助增加了3倍，就是服务于这样的目的”。第三个手段是运用“我们力量的所有要素，来推动（其他）国家的转型”。显然，武力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言外之意，武力干涉也是被列为推动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人说的“真好”，把坏事做绝了，还要打着“崇高理想”的旗号，念念不忘占领道德的制高点。）而关于国际贸易，赖斯的讲话清楚的表明了美国要将国际贸易政治化，让贸易为改造他国服务，这也突出表现了美国把贸易看作是实现自己战略目的的工具而已。而早在2004年，一个叫约翰·珀金斯的美国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希望赶快翻译成中文，让平安保险的高管好好看看）按照约翰·珀金斯所描述的，经济杀手就是那些披着经济学家的名称、打着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一些人，他们身着高档西服，彬彬有礼的举止，让人感觉他们很有教养，很值得信赖，而他们也利用其有着合法的外衣、道貌岸然的以所谓顶尖的专业人士出现在你的面前，他们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使命，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来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他们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并通过欺骗手段让数以亿计的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为巩固、扩大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经济杀手的破坏力极大，以厄瓜多尔为例，美国的经济杀手们先让厄瓜多尔陷入债务危机，而经济杀手们此时提出的减轻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厄瓜多尔的石油全部卖给美国，而用石油换来的美元中，在每一百美元里，有75美元回流到美国公司里，余下的25美元中的75%是用来偿还债务的，厄瓜多尔人民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已。
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年的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其本质是发达国家基于政治、安全和全球战略的考虑，对中国进行防范、遏制的手段。一方面他们在玩弄“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伎俩，试图欺骗人们，让大家相信是中国的问题导致了贸易不平衡，导致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转移其国内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他们企图利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来要挟中国，压迫中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中国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看待早以超出经济范畴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争论背后所隐藏的西方国家利益和对华战略，以及受到威胁的中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中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与否是这几年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是向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给亚洲各国吃了一个定心丸，为此中国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的，也为亚洲各国克服经济危机，摆脱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为亚洲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导致中国的出口猛降，经济增速也大幅度的下滑。当时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采取了有利于稳定亚太地区、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对亚太地区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东南亚各国恢复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经济繁荣水平几乎到了2003年左右）。那么在成功化解了巨大的贬值压力的短短几年之后，何来要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呢？尽管从2005年7月中国实施人民币汇改到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22%，尽管2010年6月中国实施新的有联系的、浮动的汇率政策以来，短短几个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又迅速升值3%，而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是一路下跌的。这本身就清楚的表明了人民币却是在一路升值的，已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它本身也是升值压力的一种释放，而美国为什么还要人民币再升值40%呢？这些人一直不停的向人民币施压，实际上既是对中国的无理要求，对本国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实际上，当前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以美元为这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不相适应，迫切需要改革。（当前应抓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组成的布雷顿森林机构进行改革，使其能真正起到维护世界金融稳定和安全的作用。）而造成中美间、中欧间贸易顺差问题的出现，从本质上是竞争力改变的结果。例如，美国的工资水平是中国的三十几倍，经济发展又比中国慢不少，相对而言竞争力是下降的，原料一样，生产技术也不复杂，中国生产一件衬衫的成本只是发达国家的1/30，这如何竞争？所以贸易不平衡归根到底是比较利益的结果。除非美国也把他们的人工工资也削减的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样，那这意味着美国的老百姓必须放弃他们早以习惯的、离也离不开的奢侈的生活方式，这美国人愿意吗？从另一方面来看，中美间、中欧间的贸易顺差也是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结果，是东南亚地区间贸易投资转移的结果。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顺差较大，但中国与东亚及部分东南亚等国家却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美欧的一些出口，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甚至是印度等地对美国出口的转移。例如，2000-2005年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上升的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加工贸易本身就产生贸易顺差，没有人愿意作亏本的买卖。贸易顺差也并不等同于贸易盈利，加工贸易主要是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导致，不过这种顺差增加完全掩盖了投资方收益的增加。以中国为例，中国出口的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中国企业只是赚取制造环节当中微薄的利润，西方国家则在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获取了大部分的利润，8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件零售价为10美元的衬衣，我国的服装加工企业只能赚到0.3元美元，而90%以上的利润都被出口原材料的商家、进口商、分销商、零售商分享了。世界名牌HugoBoss的精美衬衣在美国纽约第54大街的售价高达120美元，而其中60%以上的利润给了销售渠道商，30%归了品牌商，而中国耗费大量资源、辛苦劳作的制造商拿到的不足10%。在竞争激烈的代加工市场，有些国内的代加工企业却要不惜开出总售价8%左右的超低价来迎合外商。另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是在美国市场上畅销的芭比娃娃，零售价是9.99美元，从中国进口每个2美元，其中原料来自中东，由中国台湾加工成半成品，假发由日本生产，包装材料由美国提供，这三部分合计为1美元，运输和管理费用为0.65美元，中国所得到的加工费只有0.35美元，而按原产地规则，这2美元都要计算在中国的对美贸易当中去。变形金刚、蜡笔小新，全世界80%的玩具是以这种方式由中国出口的。国际知名运动鞋耐克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大约能卖到160美元，但中国的生产厂家只能赚三、四美元。04年雅典奥运会的吉祥物在雅典售价是2.9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30多元，而一只吉祥物的平均出口价也就是0.8美元，相当于7块钱左右，其中的差价是3倍之多。中国虽然赚钱不多，但在国际收支上却体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中国承担了许多不应该承担的责任。目前，外资企业的纺织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1/3以上，2005年取消纺织品配额的出口增量中有70%是外资企业完成的。2005年，时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指出，当年，我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是844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
如果扣除这部分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海外净销售和进出口，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下降30%之多。所以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绝不是由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而中国出口的许多产品，包括高新技术产品，多是用外国技术和设计，中间投入，本地加工，贴外国品牌，利用国外的销售渠道来完成的。如电子和信息产品90%以上的出口都是由外企用进口零配件生产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只获得了产业链里增值的一小部分，赚取的是微不足道的加工辛苦费，绝大部分都让别人拿走了。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中国产生了贸易顺差，而事实上那些外国投资商和进口商却因此而获得更大的收益。从体制上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这种体制使美国在享受国际货币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霸权主义就是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美国只顾自己，（从来都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的利益，）美国的一位前财政部长，曾经很形象的说过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用美元的汇率当作贸易的一种武器，美元汇率频繁波动，不仅给其他国家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诸多风险，而且也是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此外，国际贸易体制也不合理，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当前国际贸易体制的主要制定者也是最大受益人。而他们虽一再宣扬经济和贸易的自由化，却在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初级产品市场，取消补贴等方面踯躅不前；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却提出各种超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甚至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优势地位上采取了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诉讼、特别保障措施等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从更直接的原因看，当前全球化经济和贸易的不平衡也是受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影响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其直接后果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上升，出口竞争力增强和贸易顺差的增加。特别是亚洲区域内的产业化的分工的深入发展和投资贸易的转移，使中国和亚洲的一些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区，促进了该地区的出口。因此，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下的贸易逆差与顺差与以前单纯双边贸易情况下所形成的贸易逆、顺差已完全不同了，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已解释不了这样的问题了，更谈不上去解决问题了，因此要解决全球化下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就必须用新的方法和思路。
汇率政策与利率、税收政策等货币与财政工具一样，都是重要的国家政策，应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情况谨慎决定。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追寻一种特定的汇率政策的途径时，美国却称之为“操纵”，要求国会开听证会。而当美国寻求相似的解决途径时，却自诩为“政策”。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在世界金融市场里，关于美元兑日元、美元兑欧元等其他各主要货币的做法来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各国都是在努力的“操纵”着货币的汇率，使之最大限度的对本国有利。事实上，如果人民币的政策是“操纵”的话，那么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当然也是“操纵”，美国的国债发行与白宫的财政预算也是“操纵”的发行与“操纵”的预算，那么欧元的汇率也是“操纵”的，日元就更不用说了，日本经常直接进场干预汇率走势。从历史上来看，美国要求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道理和作用，没有证据表明是人民币让美国人失业的，（美国政客们鼓噪的理由。）很多贸易的问题并不是美元汇率的高低能解决的。美国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别国汇率的政策，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的优势在否，自身产品品质的高低，当人们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和苹果手机时，（美国的畅销产品），关键是看产品本身的特质是否吸引购买者，与美元的汇率关联度很小。美国应当更加专注于教育、科技以及价值的再创造，（中国要发展，走向高端产品领域，也应当专注于此。）暂时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一些。与目前弱化美元的政策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恰恰需要一个更加强势的美元，而不是弱势美元。由于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需要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而让美元走弱贬值不是吸引外资进入美国的明智之举。
但总有人要把贸易不平衡归结到汇率上面来，实际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无助于解决中美间存在的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前车之鉴的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在1985年，美国与日本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日元对美元汇率在短短的一年里从1美元兑25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60日元，升值幅度达36%；经常账户的顺差反而从1985年的492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858亿美元，外汇储备则从1985年的265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422亿美元。1991年到1995年里，日元再次大幅度升值，日元兑美元双边汇率和日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幅分别达到43%和45%，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91年的382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549亿美元，可见美、日间的贸易不平衡依然如故，持续了几十年不改，期间日元升值不可谓不大，而美元的贬值不可谓不小，所以美国的问题不在与外国的汇率上，同样，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不可说不小，可结果呢？对美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在人民币汇改的头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超过8%，可2006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上年增加了26%，这又清楚的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多少无助于美国自身问题的解决。事实也是如此，到08年金融危机前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超过21%，而中美间的贸易状况依旧如此。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事例是09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逐步减少，到2010年3月中国则出现了贸易逆差，而整个2010年的一季度同比大幅下降80%，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失业率则在上升，中国贸易顺差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就业机会，这也再次说明了中国的贸易收支和人民币的汇率并不是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办法，也说明了造成美国的失业问题与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贸易的收支无关。相反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不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可能加剧美国总体的贸易逆差，造成通货膨胀，甚至引起债务市场危机。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贸易不平衡是竞争力改变的结果，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只能使产业转移到其他新兴国家当中，而绝不是生产成本极高的美国和欧盟，除非美国愿意放弃他们离不开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做不到这一点，美国还将为此付出更高的进口成本。因此，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剧而不是缓解所谓的贸易失衡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双边贸易的逆顺差已不能完全用汇率的高低来解释和解决的。再说，商品贸易只是国际贸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中国对欧美的商品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可是逆差。（这一点由于我们现在无力改变，所以欧美在贸易谈判中根本不提，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而且大量的货物贸易顺差本身就是欧美的在华跨国公司搞加工贸易所创造的。中国对美国出现大幅顺差，而对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则出现大幅逆差。
2006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1443亿美元，而对东盟、韩国、中国台湾的逆差达到了1299亿美元。当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达到1889亿美元，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当年将产生114亿美元的逆差，而且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占58.2%，即中国贸易顺差的大部分来自外企，也就是说，外资企业才是真正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方。所以不能光说货物贸易的不平衡，也要看到其他方面的不平衡。提高人民币的汇率、搞贸易保护，虽然可以“保护”欧美国内的一部分企业，但也会损害这些国家设在中国的企业的利益，其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汇率一定会发生变化的，不会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走下去，而且会变得更加灵活，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事。而现在的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把人民币汇率政治化了，我们则还在给他们讲什么经济方面的原因，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关于经济方面的事美国心里太清楚了，他们不傻！（美国人傻吗？如果他们是傻子，那美国是当今第一超级大国这又怎么解释？其实早在2005年人民币的汇改之初，美国内部就有过激烈的辩论，但最终的结果是政治压倒了经济，这也体现了经济服务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不过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明确的指出人民币汇率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更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美国政客们把纯粹的经济问题扭曲为政治炒作的意图。2007年11月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撰文指出：中国遭到抨击的真实原因，是美国的决策者和舆论领袖们对于自己在国内不能解决问题的无能感到非常沮丧。中国根本不应该被指责，他们不是美国问题的根源，也不是答案。2011年6月8日，美国的《时代》周刊的文章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美国怎样才能让中国按自己意愿行事？首先学会闭嘴，”的文章，看来美国也是有明白人的，可是虽然不断有美国人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但美国政客们依然不理不睬，仍然按照他们的政治操作进行，因为这是他们做秀的最好题材、表演脱口秀的舞台。他们认为这样最快捷，一是可以打压中国，二是他们不愿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以转嫁危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只是他们对真实的情况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吧了，任凭你铁证如山，我就是不理你那一套，人家出来的是喊话的是政客们，我们则是一帮专家、学者，结果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中国的出口受到限制，而进口的商品会变得便宜。但是事实上，自从人民币迫于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压力升值以来，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中国的出口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节节上升，（下降仅限于08-09年，当然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很多外贸企业的出口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过中国的外贸总量依然保持着一种上升的趋势）。而现在市场的消费价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涨，正朝着全面通胀的方向进展。进口商品价格没有下降，反而随着物价的普遍上涨在不断上升。世界经济出现了完全逆着经济本身的规律而反向发展的状况。种种异常的经济迹象表明，让人们突然明白了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的来临。中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在加速，未来将达到一个新高度，直到承受不住为止，而一旦中国的市场承受不住物价和通胀的压力，那可能就是美元升值的标记，美元开始升值之日，也就是热钱开始出逃之时，而那时的人民币就开始大幅贬值了，至少人民币的汇率会急剧的震动，对中国而言就是一场金融风暴，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烈战争。虽然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国家，面对大量的热钱赚到的这么多的人民币，怎么就随便地变成美元出逃呢？但这难不倒那些国际炒家。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最直接的办法是向中国施压使彻底开放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另一方面，会以保值升值为目的进入股市和楼市，其他途径的热钱，就会通过汇率差价，购买中国国内的能源物资直接出口，或是购买中国的原材料，加工制成成品出口，重新变成美元。这样，经过美元——人民币——股市、楼市或者能源物资——美元（此时美元是贬值的）这样一个轮回，又回到国际炒家的手里。其利润简直可以用几何级数来计算。这还仅是一个轮回，如果两三年里转个三四回，那么他们赚到的可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了，中国的外贸出口额不仅不降反升，中国的通胀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虽然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控制通胀，但通胀不但没有被控制，反而更加严重了。
在这次中美之间爆发的货币战争，美国及其西方国家开辟了两个战场：一是国际热钱直接进入中国，二是国际垄断机构投机推高国际石油价格。石油现在是把世界各国联在一起的一副枷锁，它既是战略物资也是民生产品，这个切入点选的极高明，推高油价，必然带动各个国家也就是全世界的物价上涨。全球物价的上涨，其进口价格必然要随着上涨。所以即使美元贬值，其进口的价格按照各个国家物价上涨的幅度随之得到调整，就会大大抵消美元贬值给进口带来的高出贬值前的部分。因此相应的进入中国的各种形式的游资就会相应地提高从中国进口到本国的物资或制成品的价格。这部分就包含了游资的超额利润。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人民币升值的目的落空了，我们不但没有能限制出口，反而使得出口额不断上升，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而我们进口价格不但没有享受到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价格下降，反因石油价格的上涨所引发的全球性的物价上涨当中去，比人民币升值前上涨了许多。
三 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背后
美国的精英们深知，欲控制世界，必先控制世界的金融体系。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发表的报告《美中贸易关系——进入一个承担更大责任和加强执行的新时代》明确指出，2006年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要中国不仅遵从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还必须是利益攸关方，去承担更多的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从国际贸易体系中受益程度相一致的责任。这就清楚的表明，问题不是中国开放的不够，而是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提高了，而且还会进一步愈演愈烈。
而这些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和逐步强大，是西方发达国家最不愿看到的，似乎每一条关于中国进步的消息都不断加重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担忧和疑虑，他们过去不希望与他们走不同道路的中国存在，现在就更不希望这样一个中国变得强大，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制约、影响中国的发展，“经济杀手”就是他们影响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中国有一大批西方“经济杀手”的出没就不感到意外了，只是中国自己并没意识而已，但是，谁是“经济杀手”，那些鼓噪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专家是不是“经济杀手”？那些集体唱衰中国股市的国际投行分析师是不是“经济杀手”？这些问题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中国应该做的是什么，是把他们的话当做“圣经”，还是以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指导，理直气壮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动摇。正因为“经济杀手”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也就更突显了他的危害性，以及防范“经济杀手”的难度。至少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提高对各种外来政策建议以及受外来势力影响的政策建议的鉴别力，而不落入“经济杀手”设下的陷阱当中，危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呈加速开放态势。大批外资金融机构来华设立机构，开展业务，甚至参股控股。据统计，到2006年底（07年爆发次贷危机，后引发为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际的金融业受到重创，目前都在休养生息阶段）。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机构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越来越大，具体包括增加业务品种、取消经营地域限制、放宽异地业务限制、取消客户对象限制等。证券和保险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开放。
在中国全面履行世贸组织承诺同时，发达国家却继续在各种场合以各种理由催促中国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然而发达国家又是如何对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呢？以美国为例，首先，美国对外资银行的准入有严格的要求，根据《1991年外资银行监管加强法》（The 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Enhnancement Act of1991，FBSEA），外资银行如欲在美国设立任何代表处、分行或代理，设立或收购任何商业贷款公司，均需经美联储批准。美联储在评估外资银行的申请时依据以下两项标准：一是提出申请的外资银行在美国以外是否从事银行业务，在其母国是否受到全面、综合监管，即并表监管；二是提出申请的外资银行必须提供美联储所需的其他信息。1863年获美国会通过、1864年修订实施的《国民银行法》（National Bank Act），规定所有国民银行董事会的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国民，国民银行的CEO必须是董事会成员，其次，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后要面临诸多的业务限制。《外资银行监管加强法》规定，凡在1991年后才获准进入美国的外资银行，其银行业务必须受到四个方面的严格限制：一是外资银行分行不得在美国境内从事零售存款业务；二是外资银行分行不得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三是不支持外资银行在美国当地扩充业务网络经营零售业务；四是不支持外资银行行政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的银行。
实际上，美国金融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它即拥有行之有效的内部治理，又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专业的管理团队。即使没有这样苛刻的准入和限制条款，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后，也将在人才、管理、业务创新和盈利能力等方面受到美国金融业的强烈挤压，根本谈不上对美国金融安全产生威胁。经过对比可以发现，即使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美国，对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也是慎之又慎，绝不希望其经济命脉，特别是银行业受到外国资本的染指和控制。曾有中国的专家问过美国的一位监管专家，美国会不会允许把美国银行卖给外国银行？他连想都没有想就回答说，绝对不可能。但美国却处心积虑想控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金融业。美国对金融业控制的核心规定是，无论金融机构的资本来自何方，只要在美国营业，美国公民必须占据董事会的多数，把握决策权。例如，07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中投参股美国黑石集团一事，虽然中投持有黑石近10%的股份，但其在董事会里并没有投票权。美国这样的金融强国对金融业尚且如此控制，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学习学习呢？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中国金融业再开放点、再开放点。他们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概念，他们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政客和金融界的精英深知：欲控制中国经济，必先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例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制造矛盾，就是要混淆视听，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实质性进展，从控制中国的金融入手，再控制中国经济的其他要害部门，实现其战略目的和国家利益。
另外从石油价格近些年来的走势，我们也可看清西方国家的意图，石油价格从2002年的不到20美元/桶（最低）到2007年的147美元/桶（最高），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市场需求可以在5年内使石油价格上涨7倍？而实际从2002年到2007年世界石油的需求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几，难道这样的需求能推动石油价格上涨7倍吗？如果可以，那么全世界要有多少商品的价格会涨7倍呢？显然石油价格的上涨7倍之后不是市场的力量，而西方经常向世界灌输的是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会自主的调控市场的需求，以此来忽悠那些其他国家信仰市场经济的学者、专家，其实世界石油的产量远大于需求，所以推高国际石油价格，几乎不用美元，背后主宰世界石油市场的大国，只需喊几个政治口号，作出某种举动，而不实际行动，就可以把国际石油价格推到天上去。是他们在有意抬高石油和其他资源的价格（稀土是个例外）。这样作的目的有两个：1）是通过抬高石油和其他资源的价格来阻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2）如果中国能承担起这个负担继续发展，那么石油大亨们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好处，这是个只赢不输的买卖，而世界石油的价格掌控在谁的手里不言而喻。
中国经济的这些年的发展，规模总量不断增加，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背后隐藏着经济机构的脆弱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综合国力远不能和美、日等发达国家同日而语。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高而人均水平低，还面临着国内消费不足，产业结构低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金融体系不健全，农业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跨过温饱门槛、在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有着先天优势的经济体，却自1992年开始出现了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现象，（房改就是在那时开始的。）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显现出来，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困扰各方的重大的宏观经济难题。到目前，这一现象还未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被视为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关键问题。
2008年8月3日中国发改委中小企业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当年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全国约1/10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2008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泽增长率较去年同比减少了15%。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据初步统计，全国2008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业中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目前中小企业是我国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就业、2008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就意味着大批劳动力的失业。
而在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机电产品中，2008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仅增长13.1%，位于前10位的出口高技术产品中有7种出口增幅低于当年出口平均水平。2009年1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20.9%，其占全部出口总值的比重（54.3%）比08年同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而这一情况在这些年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欧美和日本的产业结构和长远发展战略决定着他们不可能在高能耗、高污染的低附加值领域与中国竞争，就像美国不生产电视机一样，在美国市场销售的电视机全是外国产品，他们以贸易顺差为由向中国施压，只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一方面他们分享了中国低附加值产品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得了便宜还卖乖，迫使中国让出更多的利益是发达国家常用的手段。这一点中国应该清楚。而同时外资企业成为出口主力，他们占据了贸易顺差的主体。以加工贸易为例，据海关统计，2008年1-9月，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4.44%，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84.63%，加工贸易进口值占全国贸易进口值的84.12%，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总额的83%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的。早在2006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美国UPS亚太总裁肯·托罗就说：中国的外资对GDP的贡献是53%。换句话讲，中国的GDP当中有一多半都不“姓”中。同时国内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许多外资企业在赚取利润之后，留给中国的是被污染的环境和日益减少的资源。
以前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以低廉的价格为代价的，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这降低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具有了比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工资过低，导致无法生产出于产品供应相配套的内部需求，即内部需求是残缺的，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更演变为富二代与穷二代早早的划分出来。由此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外部的需求。但当外部需求有变化的时候，又常常是以压价格为让步的，工人工资又受到削减，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内需缺乏，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金融危机中变得非常脆弱，外部需求的细微变化就会让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弊端暴露无遗，如果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则会导致中国产能过剩的现象更加突出，甚至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隐忧。比如，08年中国经济上半年还在控制通货膨胀（防过热），下半年就开始防止通货紧缩（防过冷），为何变换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为何表现的如此脆弱，是因为金融危机来了。为了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08年底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做了大调整，推出了4万亿的庞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其说是刺激经济发展，不如说是防止经济衰退。在外贸领域，2008年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率持续下降。2008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9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2.3个百分点中，有1.2个百分点是来自出口的减速。在素有“外贸风向标”之称的第104届广交会上，机电、家具、玩具等商品的成交量均有大幅下降。对许多出口企业而言，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外需减弱已是客观事实，订单减少、生产规模收缩将是今后一段时间企业要面对的共同问题，不得已中国决定从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同时，在08年一年之内三次调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也是无奈之举，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在中国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23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些重大措施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开始，也意味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会更加困难，它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为此将来中国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09年中国经济增长8%，但代价昂贵，这是以国家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方案所堆积而成的。中国政府敦促银行加速为刺激计划提供融资贷款，银行照作了。09年的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总额达到7.4万亿元，是08年上半年贷款数量的3倍，也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半年度贷款增速。这为以后的大量呆坏帐打下了伏笔，而呆坏账又会对银行金融造成潜在的冲击，这在以后会慢慢的发酵，加上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会不会引发“中国式”的经济危机而让人担忧。中国的温家宝总理07年就曾讲过，中国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而08、09年国外需求骤降，一方面有金融危机作怪，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滥用贸易保护，转嫁祸水，才使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至少是其中之一。
中国以自己的牺牲成全世界经济的发展，而我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和理解，并且因此而变得更加脆弱。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撰文指出：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中国已经连续4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4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为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07年的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2004年10月4日的美国《财富》杂志引用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数据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廉价产品已经给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约6000亿美元，给美国制造商节省的零部件进口费用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节省下费用让美联储可以维持更久的低利率水平，居民有能力购买房屋，商家可以有更多资本进行创新。这种“中国发展、世界得利”、“中国大发展，美国得大利”的现象，确是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中国买什么什么就疯涨，中国卖什么什么就狂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而现在金融危机使欧美的消费需求下降，将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数量，压缩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中国企业的生存和转型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在中国现在的出口市场，欧美日等三大市场占了2/3，这三大市场即使渡过危机也难以再大幅吸纳中国更多的出口，中国的出口之路似乎已到了顶点，即使是更低的价格。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的持续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隐患。值得庆幸的是，各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在采取一些措施，但目前困难很大，效果并不明显，不过只要方向对头，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
四 中国股市暴跌之谜
美国的次贷危机大致是从2007年10月开始加速恶化的，中国的股市也是在2007年10月创出历史新高后开始一路下跌，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不过在2007年10月1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伦敦却一改往日模棱两可的做法，以明确而清晰的声音说：“中国A股市场已经完全泡沫化并彻底沦为一个泡沫市场”。格林斯潘还“风趣”地补充道：“想知道泡沫化的定义吗？看中国股市就知道了”于是在中国的格林斯潘的“粉丝”们像得到了圣旨一样，开始宣传中国股市估值过高。此后中国的股市就开始暴跌不止，一连几年不改，奇怪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但中国的股市却跌的最惨，人们惊奇的发现中国股市的定价权不在中国，这几年总有一股势力在股市开始向好的时候把它打压下来，一直有一股神秘的势力在做空中国股市并不断挫伤市场的信心，上证综指从2007年10月16日创出历史新高的6124.04点之后，一路下跌，到2008年10月28日创下1664.93点的历史低点，整个跌幅高达72.8%！仅仅200多天就跌到了最低点。与中石油上市当天的最高点相比，A股市值已经蒸发22万亿元，也就是说，从07年11月6日起到08年的10月30日，在241个交易日中，大盘每天蒸发913亿元市值。这样的大跌让投资者损失惨重。据来自中金公司的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10月底，沪深两市股票账户为1.15亿户左右，由于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同时拥有沪深两个账户，理论上说，A股市场的股民约为5750万户，每个账户平均损失38万元的市值，也就是说A股市场的每一位投资者平均每天损失1577元。而A股的走势在2009年触底反弹了一下，就无力上行，继续掉头向下，2010年、2011年又被几次按下反弹的势头，一直在低位持续徘徊，成交量也大幅萎缩，这种状况谁愿意看到，大家想一想。
是谁在打压中国的股市先不说，欧美金融危机后，股市大幅下挫，我们面对的是跨国公司财富的大幅度缩水，出现了一些难得的并购、收购的时机，比如。2007年11月2日，中信证劵公布了与贝尔斯登建立全面战略合作的预案，当时贝尔斯登的股价约为120美元/股，而到了2008年3月16日，摩根大通以换股形式并购贝尔斯登的时候，每股仅折合2美元。再比如，中国平安2007年年底收购的英国富通公司部分股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股价已下跌超过96%。从2008年10月起美国的汽车业步入萧条，股票暴跌，截至2008年11月20日，通用汽车股价最低跌至1.7美元，最低市值仅10.39亿美元；福特汽车最低跌至1.01美元，最低市值也仅24.146亿美元，从理论上讲，当时以35亿美元（约236.23亿人民币）即可买下美国的两大汽车巨头。尽管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元气大伤，但分析师仍坚持看淡其未来的发展远景，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甚至将通用汽车的目标价降低至零！在其看来，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的现金流不足以使其度过这个“严冬”。通用汽车当年第三季度亏损25亿美元，远远超过预期；且通用汽车只有162亿美元现金、有价证劵和可利用资产。如以第三季度月均支出30亿美元计算，通用汽车不久将因现金流断裂而引起破产，与通用一样的还有福特和克莱斯勒同样也是度日如年。从这些公司股价的变化来看，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投资、收购机会的来临，但是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与中国没任何关系了，中国股市持续的暴跌导致市值严重缩水，简直就是自废武功，股市的泡沫被挤得干干净净，有些股票的估值已快到净资产，此时自己已没有能力去走出去了。这样巧合的时间点是何等的巧妙啊！很明显欧美临死还不忘拉上中国去当垫背的，这是别人极具战略眼光的高明，反过来则是我们的盲目崇拜的耻辱和教训，而行为处事的手法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老道、辛辣和狠毒。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态度坚决果断，对西方的经济学家、政客们的极端鼓噪置之不理，始终以我为主，保卫了香港的金融市场，使之免受国际金融大鳄的吞噬，事实证明当时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而这样来之不易的经验就因为要与“国际接轨”就轻易的放弃了。
同时中国股市的此轮暴跌，也使得刚刚经历2000-2006年大熊市的股民在稍稍喘了一口气之后，又面临巨大的损失。尤其是中等收入和那些低收入者的损失，中等收入者的财富大幅度缩水，改变了我国的财富人群结构，使得支撑中国消费的主力军遭到严重打击，成为制约中国内需拉动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中等收入者财富的大幅度缩水，使得中国社会失去了一个稳固的缓冲带，使得贫富分化和对立更加明显，而低收入者仅有的血汗钱的损失，则使其生活压力与社会保障压力同时大增，社会不稳当系数更加高涨。由于中等收入者的财富缩水，使得中国在刺激经济当中的拉动内需的战略受到牵制，不得不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相应的，中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仍旧很高，廉价商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依旧是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依托，这又会延缓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这种巧合非常值我们去思考，究竟是谁最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0月30日收盘，沪深两市总市值为11.42万亿人民币，而在2007年10月16日前后，沪深两市的总市值约为27.5万亿元，A股市场的股票账户为1.15亿户左右，考虑到每个股民同时开有沪深两个账户，A股的股民约为5750万户，那每个账户平均损失38万元的市值。这其中以A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衍生品是外资做空中国股市的一大动力。2006年9月5日，新加坡交易所正式推出以A股为标的的新华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交易，2007年11月8日，全球首只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来获利的ETF在美国证劵交易所上市。这只以中国股票市场下跌获利ETF，将双倍反向于新华富时中国A50指数的日回报率。有评论指出：“一旦这只抛空中国股市获利的ETF产品在美国挂牌，将会引来大量的金融巨鳄闻风而动，尤其是已经通过QFⅡ在中国A股投资的大银行。”这意味着假如外资先在海外股指期货上做空，然后等中国股市达到某一点位，存在内在的调整要求的时候做空中国股市，就可以达到双重获利的目的。或者就是刻意的打压中国股市，不管是否在高位，一有起色就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刻意打压，让中国股市长期处于低迷状况。因期货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以小博大”的特点能发挥杠杆作用，以小的投入，带来大的收入。（纵观国内外的股市所有的理论经验，包括巴菲特的价值投资，都是虚的，只有先预谋控制股市的走向才能赚大钱，这是真理，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股民学巴菲特学不来呢？就是股民无法预谋股市。）
事实上，全球首只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获利的ETF在美国证劵交易所上市的日期本身就非常值得人们去关注。这只ETF产品是在2007年11月8日上市的，而11月5日正是中国石油刚刚在A股上市的时间。中石油是A股第一大权重股，中石油每跌10%，大盘就要下跌200点，反之亦然。中石油的上市意味着做空股市的机构有了更强大的操纵中国股市的工具，而做多则需要多的多的资金，和合适的机会，当然做多并不是国外机构的心愿。因此，对于瑞银做空中石油与海外通过做空中国股市来获利的ETF有无关系，不好下结论（苦于没有证据），但是中石油上市以后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中石油对于打压那时的股市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境外机构及热钱先唱多引诱中国股民做多在高位接单，然后再抛售做空获取暴利，与此配合，他们在股指期货上获取的暴利恐怕更为丰厚。事后的数据显示，一些席位一直在疯狂抛售股票，且重点抛售对象集中在排名最靠前的几只权重股，打压中国股市的目的非常明显，操作手法坚决果断。
如果说通过抛售股票来打压中国股市是海外机构与热钱的直接手段，那么通过提出庞大再融资计划及散布谣言等方法达到做空中国股市的目的就是间接的手段，而这个前提就是中资机构要对外资机构有盲目崇拜的心理作祟，没有这一前提，外资提出的“走出国门、开拓世界”的“陷阱”就无法变成中资机构眼中美好的“馅饼”。而这种手段更有隐蔽性和诱惑力，能有效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照中国的股市走势你会发现，一直有一种看不见的势力在有条不紊的打压着中国股市，这也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安危的大事，如果比喻为经济战争，那么我们正遭受着别人的侵略蚕食。以中石油为例，在第一阶段，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上市后，以瑞银为代表的外资机构此前一直唱多，（上市前铺天盖地的宣传，是明的），一边疯狂抛售中石油（这是暗的），带动大盘下跌。第二阶段，2008年1月21日，多家媒体在首页重要位置刊登新闻：《中国平安或创A股史上最大再融资》，接近1600亿元的再融资规模导致股市暴跌。沪指当即从5200点狂泻不止，一口气跌到4195.75点。而事实上，在中国平安再融资消息传出之前，一些机构就已提前逃离。上证所授权发布的Topview数据显示：2007年12月28日有超过330家机构持有中国平安约62.8%的股权，但到大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即2008年1月18日，持股机构已缩减至225家！在这一过程中，散户手中的筹码却在逐步上升。第三阶段，在中国股市因新基金发行而反弹，重上4600点，股市人气重新恢复的情况下，2008年2月20日，市场突然传出浦发银行再融资400亿元的传闻（传闻随后得到确认，只是金额略有出入），引发恐慌性抛售，股市再次暴跌。浦发银行再融资计划传出之前，得到消息的机构同样提前就开始逃离。中国平安和浦发银行好比在中国股市投下了两颗炸弹，使得市场对于庞大的再融资计划充满了恐惧，纷纷抛售股票，这导致股市陷于更惨烈的暴跌之中。中国平安和浦发银行即使以后放弃再融资，其对股市的打压效果也已经实现。而这两家上市公司背后都有外资背景。中国平安的第一、二大股东分别是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浦发银行背后则是花旗银行。根据浦发银行与花旗银行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第二补充协议》，花旗银行承诺将继续增持浦发银行股份至19.9%。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日益走向开放，海外机构及热钱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操纵中国股市以牟取暴利的行为将越来越多，热钱到底进来了多少，没有谁知道确切的数据（这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但在这几年新增的外汇储备无法由贸易顺差和FDI解释的部分大幅增加，无疑就是热钱悄悄涌入的最好证明。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监管部门对这些热钱无可奈何，相关制度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即使已有法律规定的违法之举，亦轻易逃过惩处。这既为外资、热钱操纵中国股市提供了便利，也对热钱做空中国股市牟利产生了更强大的诱惑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股市始于2007年10月的这轮大跌中，国内监管起了一定作用。比如，监管层从2007年10月初开始清理问题账户，导致部分隐藏在问题账户中的热钱在惊慌之下获利出场。如果这项工作早点展开，也许不至于给中国股市造成如此大的杀伤力。当然外资操纵是借用中国股市遗留下来的问题为由，是一种外因，散布融资计划则是选择时机的一种打压手段。而内因则是对庞大的限售股解禁没有制定提前量的政策，致使恐慌性情绪蔓延扩大，酿成股灾，即使此后多次对解禁股出台限制措施，但为时已晚，只能是起一些修修补补的作用。大好形式下的大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与中国股市大跌一样的是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也是损失巨大。这应当促使中国以更加理性、专业（对规则的成因、相关联的影响要很清楚）和审慎的态度对待海外的投资。如果中国因此而觉醒并成熟起来，那么尽管心中疼痛，但亡羊补牢未尝不可，最怕的是一错再错永不反省。
2007年9月29日中投公司挂牌，但它的第一笔投资却比这早。早在成立前4个月，中投就斥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人股权基金黑石集团9.99%的无投票权的普通股，（不能加入黑石集团的董事会），锁定期4年。而到了2008年11月10日，黑石集团发布了当年第三季度大幅亏损的公告，导致黑石的股价再度低位跳水，截至当日，报收于7.57美元。至此中投的这笔30亿美元的投资已经缩水了22亿美元，账面浮亏超过75%。而中投首席风险官汪建熙曾表示，中投的每笔投资都有详尽方案，都事由投资委员会集体决定，绝不做“亏本买卖”，中投董事长楼继伟也表示，长期来看入股黑石是好投资。而中投接下来的海外投资也是二战二败，加上投资美国黑石已是三连败，亏损巨大，只是在2010年有一笔投资有账面盈利。在这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美国的黑石基金却选择了投资中国。黑石基金推出了黑石中国基金（港元资产类别）后，该基金的70%投资于在中国注册成立或在内地进行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公司股票。黑石亚太股票首席投资总监施健德表示：“现在推出黑石中国基金，正值中国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也是最佳的投资时机。中国正由一个边际利润偏低、劳动力和能源密集的出口经济，逐渐发展成为由消费者主导的内需型经济”。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模式，中投把钱投给美国黑石，美国黑石反过来再拿它投到中国的国内，绕一大圈。既然如此，我们何不直接把钱投给国内的企业或者其他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呢？事实上，中国国内的中小企业对资金的渴望，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他们对资金的渴望远远超过国际市场，国内也想了一些办法但效果并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投如投资国内市场，那风险比海外市场要小的多，难道是国内的中小企业没有国外的企业洋气，这样投资海外中投的面子就有光了吗？还是中投的高管有更多公费出国的机会？为何再让黑石来一个“雁过拔毛”。由“次贷危机”逐渐演变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我们的一些海外投资急功近利的心态，其中不乏崇洋媚外的心理。也反映出对“次贷危机”及其后果没有一点认识，就是有认识也没有一点行动。随着“次贷危机”的不得恶化，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业也逐渐暴露出来：据中国银行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08年8月25日，中国银行持有的美国“两房”发行的相关债券合计126.74亿美元。其中。中国银行持有的“两房”债券为75亿美元，“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债券为51.74亿美元。据资料显示，中国银行持有的的次级债券超过亚洲任何一家公司，此前日本最大的银行东京三菱银行曾透露，该行共持有26亿美元的次级债。在亚洲的金融机构中，中国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投资规模居于首位。这让中国银行在资本市场备受考验，在08年半年报中，受次级债券规模过大的影响，中行的42.9%盈利的曾速是所有商业银行中增长最慢的。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政府放任自流，是典型的临死拉个垫背的。此时中国的银行相继发布了持仓信息，其中招商银行持有雷曼兄弟7000万美元债券，建设银行持有1.914亿美元债券，工商银行持有1.518亿美元债券，持有美国次级住房贷款支持债券面值合计12.07亿美元，持有“两房”相关债券面值合计16.76亿美元。兴业银行持有3360万美元债券，交通银行持有7002万美元债券，中国银行持有7562万美元债券，中信银行持有7600万美元债券，此外欧盟、挪威、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机构和个人都持有大量的雷曼债券，其中大中华经济圈持有的雷曼债券无论是比例，还是总量，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美国政府当然是不会救雷曼的（美国花旗银行的情况与雷曼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雷曼兄弟出事以前，悄悄抛售了所持有的全部的雷曼债券，这不是偶然的。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每当一个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就会有中资银行受损的信息就会浮出水面。
中国的保险等金融机构在海外的投资也是损失惨重。以中国平安为例，2007年11月27日，中国平安宣布从二级市场直接购得富通集团约4.18%的股权，成为富通集团单一的第一大股东，后增持至4.99%，前后共斥资超过238亿人民币，然而遗憾的是，从中国平安07年底收购富通部分股权，到08年11月，富通的股价已下跌超过96%，导致中国平安238亿元的投资只剩下10亿元左右。中国平安08年第三季度已经对部分浮亏计提了157亿元的减值准备，导致中国平安第三季度亏损达到78亿。平安决定计提减值准备后，富通股价继续下跌，平安又面临着70多亿元的减值压力。
不仅如此，08年9月，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政府宣布向富通集团注资112亿欧元，以避免富通破产，中国平安9月底曾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但平安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骗局。中国平安当时欢迎三国政府注资富通时，富通集团割出去的只有旗下富通银行在三地49%的股权，然而，08年10月3日、6日，富通又分别宣布：荷兰政府以168亿欧元收购富通银行荷兰控股公司，包括富通集团此前收购的荷兰银行业务及富通集团荷兰保险业务；比利时政府以47亿欧元现金收购了剩余的富通银行50%加1股的股权，以及法国巴黎银行将以57.3亿欧元收购富通保险比利时业务100%的股权。前后四笔交易后，富通集团将从“银行保险的双头鹰”解体为一家资产仅含国际保险业务、结构化信用资产组合部分股权及现金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几乎是血本无归。而就在08年的1月21日，中国平安却要推出1600亿元的再融资方案，这是何等的狂躁与鲁莽！当时的情况是，次贷危机正一步步的恶化，这不是没有征兆，明明白白已经是个无底洞，可中国平安却非要去跳这个火坑。07年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密集的一年，而在次贷危机刚刚步入恶化阶段的情况下，这种投资无异于飞蛾投火，可这种自杀式的投资都是用国家的钱，而这种教训早已有之，并且，及其深刻，比如，1997年的株冶事件，三天内亏损1亿多美元；始于03年的中储棉事件，亏损约10亿元；04年的中航油事件，亏损5.5亿美元；06年的国储铜事件，亏损也达数亿美元。为什么悲剧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中国企业的大手笔投资，尤其是变异为投机的套期保值及海外投资，需要以理性和智慧的眼光，全面进行调整，尤其是提高投资决策的透明度，让民众、媒体参与其中，构筑起严格的监督机制。我认为，中国企业要想规避衍生交易的风险，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化风险意识和风险识别意识，要有市场交叉、连锁反应的应变能力。中国应重视交易和管理人员的引进、教育和培训，以改善当前风险意识淡薄与风险识别能力落后的现状，创造良好的风险管理环境，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第二，具体落实、建立健全内控机制。中国企业应吸取国内外等机构的惨痛经验教训，完善内部的制约机制，比如建立有限授权制度，建立交易前申报机制，以锁定企业最大风险；又如合理划分职责，确保不相容岗位相分离；再如加强内部审计，及时纠正内部人员的舞弊行为。同样重要的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要确保内部各相关机制得到有效、及时的执行。否则，再完美的内控机制都无济于事。第三，引进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和经验。衍生交易风险与1994年前后达到高峰之后呈下降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现代风险管理工具的发挥和管理经验的积累。中国企业可借鉴国际风险管理经验（比如G-30关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实务建议、风险标准工作组关于衍生金融工具和机构投资者风险管理实务建议），引进先进的管理工具，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科学地管理衍生交易风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企业应量力而行，谨慎地参与衍生交易。而参与衍生交易的主要目的要么是规避风险，要么是追求利润。相应的，衍生交易也有套期保值和投机交易之分，但这两类交易的风险大相径庭。相对而言，投机交易风险较高，风险管理水平要求也很高，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企业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有不少企业因参与投机交易而损失惨重。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多数企业应以利用衍生交易的避险功能，做套期保值交易，避免参与风险过高的投机交易。
五 尴尬的外汇储备
提起外汇，首先要说明的是外汇储备不是我国的外汇盈余，并不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明白这点，那对外汇储备这个指标的意义就会有新的看法和认识。其次要说两方面的问题，1）是外汇的储备的是什么，2）是人民币与外币的汇率。先说外汇储备，储备实物还是货币？储备什么样的货币？是储备黄金、白银还是石油或其他稀有资源。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只储备有货币，只储备了单一的美元货币，2010年开始转变思路，开始转向其他货币。而储备黄金是民间的传统，政府依惯例当然有一定的储备，但主动的意识不强。而中国刚有动作，2010年的金价则开始连续突破新高。白银储备全是民间与企业的行为，政府没意识，行动自然不易观察到。而近来银价也大涨了起来。意识到了石油（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储备石油的提议，但当时的紧迫感不强，直到1996年中国成为了石油的进口国，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到了21世纪才开始付诸行动），但油价已今非昔比了，尽管如此但思路是对的，应该继续加强。其他的稀有资源则没意识，处于混乱的情况，也是现在刚刚意识到，才开始有所行动。这些个问题，都是被翻来覆去的讨论，又坠入无声无息之中。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我们终于开始对它们的重新思考。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次指出：持有大量外汇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美国短期国库券的收益率目前为1.75%，而现在更低，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将这笔钱投入到国内的经济，回报率在10%——20%之间。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达21%。而这一过程中，我国外汇储备也快速增长。05年7月，我国外汇储备为7327.33亿美元。06年2月底，我国以8536.72亿美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到08年9月已经增长到19055.85亿美元。在美元一路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增长，实际上意味着财富的大幅度缩水。就以08年3月为例，该月美元相对国际主要货币跌去2.6%，如果假定我国外汇储备90%是美元，这一个月就蒸发了357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月份贸易顺差的4倍，相当于中国每月被击沉了4艘航空母舰。值得注意的是，美元贬值给我国的外汇储备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中国政府的财产盈利，它是由外贸顺差、国际贷款、境外直接投资等组成的，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维持这一资产的是央行相应的负债。人民币现阶段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需要对外来的货币进行一定的管理。（外资的进出都要受到管理，这点当然是正确的。）
外汇储备过多除了面临上述损失之外，还会带来其他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金融安全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金融安全容易了解，通货膨胀又是咋回事呢？这得从1994年说起，当年我国取消了一直沿用的外汇券制度，（贸易的激增，外汇的激增使得没必要再使用外汇券），我国开始外汇体制改革，我国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时，对中资企业外汇实行强制结汇，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除少数非贸易非经营性收入外，都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不得开立外汇账户保留外汇。1997年10月，为便利中资企业生产经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在限制内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由于条件较高，绝大多数都不具备开户资格。到2001年11月底，全国也就开立了几百个外汇结算账户。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假如有外资企业向中国投资100万美元，这100万美元进入中国后，由国内的指定外汇银行上交给人民银行作为外汇储备，而人民银行则要按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来发行人民币交给外汇指定银行，假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1：7，则人民银行就要发行700万的人民币。这意味着央行（人民银行）增加了100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国内市场就要新发行700万的人民币。国外进来的捐赠款，甚至热钱也都是如此操作。这意味着由于强制结汇，央行将因此不断加大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占款越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也就越大，货币的乘数效应也就越高，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就越大。而国外一般通过政府盈余或发行国债购买外汇，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就很有限。2008年8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取消了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强制结汇的要求，为解决这一弊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美元贬值的大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过多的美元储备是危险的。实际上就连美国政府自己都以储备黄金为主。200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储备黄金规模约为8500吨，占美国外汇储备的56.5%，占全球货币储备黄金总数的27%，且从不卖出黄金。而我国有报道说到2008年10月，也就仅有600吨的黄金储备。是美元好还是黄金好，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二者是可以换算的，例如以我国为例，199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516.2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是384美元/盎司，以购买力计算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34427083盎司的黄金，而到了2008年2月，我国的外汇储备是16471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在900美元/盎司以上，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830111111盎司的黄金。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我国的外汇从1994年到2008年2月，外汇增长了32倍，而能够购买的黄金总量仅增长了13.6倍！显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掩盖了其购买力严重下降的事实。仅从金融资源上来看，中国是一个“纸面上的巨人”，也是一个“黄金上的侏儒”。这种状况会让中国在“美元纸币体系崩溃”时或者“美国重返金本位制”等情况发生时会措手不及，受到损害。所以无论是从自身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未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打基础的角度考虑，或是从升值的角度考虑，中国都应该加大稀缺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和黄金等的储备量。现在中国只有尽快大量收购黄金、稀土、石油、铜、铁、铝、棉花、大豆等，建立自己的储备才是当务之急。过去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是我国无法抵御美元贬值导致的财富缩水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教训古已有之，不可谓不深刻，从历史上来看，实物储备的重要性也远大于货币的储备。明清晚期，中国对外贸易表现为商品的净输出和白银的净流入，明朝政府并未用白银进口实物，导致白银储备日益增多，而市场中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少（也是苛捐杂税所致），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并最终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至于有钱却卖不来东西，导致最终经济衰退，引发全面的社会矛盾爆发而被农民起义军所灭。国际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财富计量体系，即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不是看他所拥有的纸币，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举个最实际的例子来说，在人最危急的时候，人需要是氧气（一刻也离不开，3分钟不呼吸就会有危险）、水（人体缺水的极限是2-3天）、食品（人体耐饥饿的极限是6-7天）、药品，和遮风挡雨的东西，而不是钱和信用卡。国家有灾难的时候也是东西比纸币有用。
我国应该扭转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思路，以稀土为例，稀土是现代工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必不可少的原料，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几乎都离不开稀土。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1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目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近年来全部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资源，转而从中国进口。日本更是处心积虑，大量购买中国的稀土囤积起来。有资料显示，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再过50年，中国将从稀土资源的大国变成小国，世界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将在30年内消失，有世界“钨都”之称的江西赣州的稀土资源将在20年内开采殆尽，目前已经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到时候，中国将被迫以惊人的高价向国外购买稀土，而人家还不卖给你。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自豪的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景象将永远失去。以铟为例，中国的铟储量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最大的产铟国和最大的出口国，原生铟产量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铟就在液晶显示器上广泛应用，由于日本、韩国是LCD的生产大国，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精铟进口国，其中日本70%以上的进口来自中国，但是日韩联手压价，让中国国内企业自相残杀，导致铟价一路下跌。2007年到08年，国际铟市场持续低迷，铟价从近5000元人民币/公斤一直跌到3000元/公斤。而因资源不可再生，资源总量非常有限。日本、韩国已经启动了对铟的战略储备。2007年中国稀土出口为4.90万吨，换回的外汇仅11.79亿美元，稀土企业的利润一般在1%——5%之间，稀缺的资源换回的却是黄土的价钱。
对于我国而言，在启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还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时候，加大国家储备可以避免外汇储备的损失，也是最现实有效的选择。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最有利的局面是逐步减少贸易顺差，缩减不合理项目下外汇储备，而这需要进一步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增加社会消费比重。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调整结构耗费的时间也很长，因此，从现实出发，短期内把顺差大幅度降下来的一个有效手段就是加强物资的储备。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中央政府等相关部门执行，储备品种不应局限于石油，还可以是铜、铁、铝等有色金属和大豆、棉花等其他重要物资。这些部门从央行购取外汇用于收购，说白了就是用外汇来购买，例如，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把买美国国债的钱全部买成稀土放在国内，那么三五年之后，和贬值已成定局的美元，哪个收益会更高呢？目前我们与其储备风险不断的美元，不如储备珍惜资源，按目前的价格，即使是把每年全部铟的产量都由国家统一购买和储备，也还不到三亿美元，然而它的增长潜力是巨大的，我们何不大力储备这样的珍惜资源呢？储备珍惜资源的结果是珍惜资源价格的飞涨，我们就可以以极少的出口就可以得到跟目前出口额一样的收入，这样的储备绝对是划算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直接减少了外贸顺差，促进了经济平衡。另外，还可以鼓励国有企业进行商业储备，如果他们资金不足，可以由央行提供外汇支持。这样的话就是花掉了外汇，变成了物资。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具有巨大的波动性，在经济衰退时进行储备原则上不会错，如果时机得当，其回报率将是持有外国国债受益的数倍甚至十几倍。在经济不景气时储备物资，或者战略性地收购资源类企业，不但不会引发被收购对象国的反感，而且还会获得他们的感激，收到经济之外的可观回报。当然我们都知道，搞这样的一个储备是容易理解的事，但也是一个庞杂的大问题，如何储备、储备多少、储备什么、谁来储备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该有详细的调研，并加以认真的研究，提出明确的规划和落实方案。
国家储备是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发展、民族利益的大问题。国家储备是政府的责任，应该以各级政府为主体，按区域、按需求、按品种进行物资储备。国有企业是国家储备的主角，这是社会责任所决定的，人民的资源为人民所有。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国有企业实力大增，它们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可充分利用的资源来进行国家储备。在主渠道明确后，也有必要调动社会力量进行物资储备，这远比投资股市、楼市更利国利民利己。也可以说这是“藏富于民”、“寓军于民”的体现。在国际原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美元贬值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在受到通货膨胀风险威胁的同时，社会各方面安排一些物资储备是十分必要的，也应该受到政府的适当支持和鼓励。
一个国家的储备规模，以及其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是与该国的贫富、实力的大小有关。改革3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国力显著增强，应变能力大大增强。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08年初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中，伴随着大动脉交通受阻的同时是电煤供应紧张的局面。当时的主流媒体不断报道某某电厂的存煤不足10天之用，某某电厂的存煤仅够7天、某某电厂的存煤在安全线以下等，电煤频频告急的消息俯拾皆是。而此时越南对广西的煤炭出口一下子暴涨30%，我们是不是还能承受？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形式下，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欣慰的，那就是我们是产煤大国，只要我们能恢复生产和交通，电煤随时就可以达到有效供给状态。所以，我们有底气，我们不怕，我们有保障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在此我们都不愿意去想那么多“假如”——假如我们不是产煤大国，假如我们的煤炭需要进口，假如我们的交通大动脉没有及时的修复，那会怎样呢？再假如当时缺的不是煤而是石油？那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还是那句老话“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建立国家储备也迫切要我国的金融机构大力支持，才能顺利完成储备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并确保本国资本控制大部分、主要的战略物资。没有本国金融机构的支持，我国的企业和流通体系就会受制于外国资本，并失去对重要物资的控制权。利用本国金融机构的支持，建立现代国家储备体系。在流动性过剩、潜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当前大量的分散的社会资金，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融资导向，也难以聚集起来直接进行大型的产业投资。因此，通过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筹集社会资金，是解决当前国家储备所需资金问题的重要途径。达到正确引导社会投资方向，以及“藏富于民”、“寓军于民”的目的，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金融危机之下，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美元必将持续弱势，当前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的贬值就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大批热钱在美元贬值或有贬值预期的影响下，会热炒大宗商品，推高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增加中国原料进口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资源类价格大跌，国外许多企业的股票市值大幅缩水，趁此时机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收购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或相关企业（这同样也可作为中国企业的选择），都是不错的选择，否则，机会过去，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总之，我们必须从单纯投资美国国债的偏好中觉醒过来，真正的放眼世界，而不是只有美国。购买更具有价值的资源或企业，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财富。
六 外贸企业的难处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国外企业拖欠甚至恶意拖欠货款的现象迅速上升，而我们只是知道大量的韩国企业的一夜出逃，给我国企业留下大批债务，和各种社会问题，政府则一点办法也没有，（出台了一个文件，然后就没下文了，没有具体的措施。）这已经成为我国众多企业不能承受的痛。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500家外贸企业的抽烟调查表明，中国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20倍。据2006年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广东省对外贸易总值达到5272.1亿美元，其中出口3019.5亿美元，但该省的出口业务呆坏账高达150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呆坏账额就超过1000亿人民币。在金融危机之下，中国出口企业海外的坏账迅速上升。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刘旭指出，拖欠货款已成为美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转嫁损失的一种办法。统计显示，仅2008年前5个月，浙江企业的海外坏账就达10亿美元。可怕的是破产倒闭的并不都是小企业，美国大牌企业也可破产并欠下巨债。比如，08年7月18日，美国著名服装零售商Steve＆Barry申请破产，因此拖欠全球1700多家公司2.5亿美元货款，其中中国的50多家公司受到牵连。08年11月中旬，美国著名电脑品牌商Gateway的母公司MPC Computers申请破产，债务总额高达2.78亿美元，江苏某知名IT企业因此担上约720万美元的无保障债务。据悉，类似这样的债务，90%都无法追回了，剩下的10%，平均来讲追回的可能性不到50%。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国外许多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企业资金链紧张，他们通过恶意赖账的方式，向中国企业转嫁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并盘活现金流。因此一项针对浙江省出口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7年7月起，美国客户累计欠款越来越多。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本来就很低，一旦拖欠货款现象发生，轻则影响生产，重则一些企业就可能陷入困境被拖垮，导致大量员工失业，严重影响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国际信用保险机构科法斯的统计显示，2008年前4个月美国企业欠款指数上升了35%。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数据表明，2008年上半年，该公司收到来自企业出口美国的报损案件及报损金额比2007年同期增长了几倍，全国范围内已有5200多户海外买家因拖欠我国出口企业货款或破产而丧失偿还能力。来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的数据也显示，进入2008年10月份以来，外贸风险呈“爆发”趋势，10月10-11月18日，该公司共接到报损案19起，平均每两天就一起，同比激增375%，案值1091万美元，同比激增1898%，真可谓触目惊心。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还没有在债务追讨方面签订相互认可和制约的司法行政协议书，（美国对中国的法律有些并不认可，意识形态所为），假如中国企业在国内起诉美国欠款企业并胜诉，其结果并不被美国法院认可。因此中国的企业在处理海外欠款时，不得不选择专业的机构，利用复杂、慢长的法律手段到国外去追账，这加大了追账的成本和难度。对于那些欠款金额较小的企业而言，不了了之可能比追讨债务更划算一点。而一些外国的企业切好利用这一点，故意拖欠中国企业的货款，通过赖账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内需不足，国内出口企业对外高度依赖，且竞争激烈，许多企业采取先发货、后收取货款的赊销方式与外国做贸易，这本身就有巨大的风险。而就有一些外国的公司先以小订单并及时付款来获得中国企业的信任，再下大订单来骗中国企业先发货后付款，甚至设立空壳公司，骗取中国公司的货物。另外在我国的一些出口企业里，开拓市场与收货款由两个部门来做，前者只负责联系订单，后者负责追讨，这种货、款脱节的制度，也为国外的赖账提供了机会。
海外企业的恶意赖账行为、半夜潜逃行为，加剧了中国企业的困难，并与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交织在一起。中国政府应该全力以赴地帮助国内企业追讨，必要时可以使用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向企业尽可能提供一切支持。否则赖账之风蔓延，我国的企业因为差旅费而被迫充当冤大头，无奈的被发达国家欺诈和剥夺，建议政府明察企业之痛，整合资源，最大限度的节省我国企业讨债的成本，减轻难度，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七 中美市场经济之争
按经济学的一般定义，自由市场经济需要依赖开明的国家管理来确保自由竞争，同时避免市场失灵，没有管理的市场经济自然会出现垄断的公司以及金融运营上的权益滥用、不规范操作或违规操作。因此，每个政府都会干预、指导市场，规范市场的运作，只有程度的不同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繁荣正是依靠政府支持发展起来的，当美国人对世界说，他们是自由经济，从不干预市场时，那是在说谎，他们忘了他们引以自豪的“罗斯福新政”。
美国人推行自由市场实际上是想拥有剥削别人的自由，因为在资本家的游戏中，有资本的人才会赢，资本强大的才会赢，美国的资本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人。现在不仅是在中国，世界各国都有美国因素在本国经济中占据了太重要地位的问题。美国一直在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的信条，倡导政府远离市场。美国向他国政府鼓吹企业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繁荣，而美国则借机侵入外国经济体。因为，本国政府是唯一能够保护弱小民族经济体的机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认为，在世界贸易中任何落后的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绝不可能赶上先进国家。而当美国经济遇到危机的时候，则是毫不犹豫地、大幅度地干预市场，历次的经济危机都是如此，这次美国也是这么做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不厌其烦地向世界推销自由市场的理念，美国希望他国少干预市场，其真实目的在于他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美国就越能够侵入并控制他国的经济，进而达到掠夺利益、输出通货膨胀，好借此转嫁危机的目的。在其国内，美国政府却为美国的银行和企业提供大力的扶持。如今，美国和欧盟为恢复市场信心而购买了大量的银行的股权，实际上就是将这些银行资产实行部分国有化。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和自我异化的过程。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的话，恐怕也会暗暗发笑，因为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就把政府管制资本列为10个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步骤之一——第5步：国家统一掌握信贷。在过去十几年里，美国一直推行“新自由市场主义”，其核心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越好，对自由市场的干涉应保持在最低限度。然而，美国的实际做法是，一方面告诉全世界经济发展必须走自由市场之路；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国内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为其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买单就是明证。就美国而言，过去两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和庞大的金融救援计划意味着它是对其一百多年顶礼膜拜的自由竞争市场哲学的自我否定与扬弃，回归到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管理之下的非完全市场经济行为。事实胜于雄辩，与其说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还不如说其是政府干预的排头兵。至于自由贸易，美国并不是真正实行自由贸易的人，自由贸易不是贸易的自由。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下，其他国家用耗费了大量资源和能源生产出来的实际生活用品换来一些纸质的美元，而后只能用这些美元买些实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20多年来，中国始终不能从美国买到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为什么？因为美国并不是真正相信自由贸易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指责别人经济是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则纯属无赖。
目前中美之间很多的争斗围绕着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地位在进行，这又是世贸组织中的一个门槛。众所周知，在中国今天的市场上，各种商品竞争的激烈程度已为世界罕见，就此可采访每一位在华投资的外商。市场的自主性已是任何人都掌控不了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却要整天给世界各地的世贸成员讲啊讲，可任凭我们说了多少遍，做了多少事，美国、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就是不同意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很简单，其目的就是想在随意制裁中国的时候找借口，如果他们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滥用反倾销、反补贴的措施的借口就少了一个。（注意，只是少了一个，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借口出台。）这让中国很是苦恼，明摆的事，就是不行，中国为市场经济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改革成果举世瞩目，欧美不是不知道，西方各种国家的、企业的、政府的、民间的、专业的、业余的研究机构把中国都研究了个底朝天，可就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很明显，他们有他们的算盘，而中国上了世贸组织的贼船之上，只有跟着他们的屁股后面，不停的解释，让他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整个事情颇有几分滑稽。
美国的策略也很清楚，一边承认中国有了进步，一边又说中国开放的还很不够。09年10月28日美国一边与中国达成《共同防止贸易保护的协议》，一边又宣布对中国的钢产品——钢纹线和钢格栅实施惩罚性关税。当天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宣称：中国的上述产品存在政府补贴，受此影响，这两种产品的出口量明显增加，08年上述产品对美国的出口为2.7亿美元，因此决定对钢纹线实施7.53%到12.06%的惩罚性关税，对钢格栅板实施7.44%的关税。以中美贸易纠纷为代表所体现的实质上是两种体制，两种力量的较量。老牌的势力千方百计、软硬兼施的对新生力量进行控制和打压。满脸的微笑，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欧美一贯的做法对中国却屡屡奏效。美国认为这种制裁下的贸易很正常，并不阻碍中美间贸易的正常交流，他们举例美欧、美日之间也有贸易摩擦，但这并不影响美欧和美日间的贸易往来，所以也不会影响中美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中国内部也有人这样认为）。实际上，中美间的贸易与美欧、美日间的贸易有着本质的不同，中美间的掘取资源、破坏环境的贸易当然是美国所希望的，实际上也是美国巴不得将这种贸易模式继续进行下去。而中国对美国贸易纠纷中能用的反制裁手段并不多，这是美方看中我们的软肋，所以才会有恃无恐的进行，且嘴上不忘喊一些“中美要友好往来”、“热爱中国文化”等的口号，俨然一副“亲中分子”的样子。中美间的贸易本质是要维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高端产品的地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显然是要牺牲掉美国低收入者的利益，来保护大资本家的根本利益，维持他在高端产品的强势，例如尽管中美间所谓的贸易逆差巨大，可美国始终不肯在高技术的对华出口。这种贸易政策、贸易手段美国是不会改变的，别指望一个中低收入者代表的总统会真为中低收入者考虑，只有满足了大资本家的利益，才能保住总统的宝座，这是美国的现实，权钱交易的最高境界。09年11月5日，中美双方墨迹未干，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进口的油井管实施反倾销调查成立，将征收99%的惩罚性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