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贸易结构
经济的竞争是最平常的竞争，也是最主要的竞争方式。它贯穿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是综合国力最直接的表现。而经济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确保经济安全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大，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之后，各国都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保障措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早在1980年日本就发布了《国家综合安全报告》，首次提出经济安全的概念，并将其与军事安全并列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将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三大支柱的首要位置，使美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主辅关系发生了转变。1996年俄罗斯发布了《国家安全构想》提出，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念，转向了以经济安全为主的新的国家综合安全观，维护经济安全成为实现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通常，贸易依存度与一国经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根据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数据推算，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2003年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达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达51%。而中国从2000年开始，外贸依存度每年都以接近或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断攀升，到了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竟高达了70%，这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来分析，伴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我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需求急剧增加，而出口的市场又很单一，使中国经济容易受制于国际市场和国际垄断资本。
从中国货物进出口的贸易结构来分析，中国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的价格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特点是产品的价格、需求和供给弹性大，由于国外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不高、产品可替代性强，如果中国抬高价格，进口国就会大量转向其他国家进口。由于该类产品进入壁垒低、被高档产品取代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引来许多国家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市场份额。如想保住这些市场，目前的主流意识是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层次，走高附加值之路，从表面来看，出口产品品质的提高会带来出口价格的上升，然而，由于受到技术、设备、原材料、认证、检验等因素的制约，出口价格上升的背后是生产成本的提高、实际受益的下降，使同量出口产品所能换回的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料等产品量有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贸易收益反而下降。相反，如果中国降低价格，就会导致利润下降，并引发贸易摩擦。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特点正好相反，价格需求和供给的弹性都低，如果国外的价格上升，我国的进口需求反应不敏感，进口不会大幅下降，对国外产品的依赖度高，如果我国限制进口，出口国可以把产品输出到其他国家，国外产品供给受我国的进口影响比较小。这种商品价格弹性的不对称产生了三种后果：1）价格的控制力不对称。国外需求脆弱，国内供给脆弱，表现在中国对出口商品的价格缺乏控制力，只能采取低价策略，而这种策略又很容易导致反倾销的措施，使商品的定价进退维谷，有时会陷入到一种怪圈当中。2）市场的依存度、可替代性不对称。在出口方面，中国对国外市场的供给依赖大于其他国家对我国产品的供给依赖。3）利润分配的不对称。中国出口的多是低附加值、价格低的产品，容易陷入到比较利益陷阱，产生经济发展断层。而进口的产品是高附加值、价格高的产品，这种产品具有稳定的生产、稳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因为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反映对外贸易的真正收益，所以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国民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国民利益存在流失的风险。加之中国是贸易大国，大量出口价格会大幅下降，大量进口价格会大幅上升，价格的大幅波动，都给我们造成巨大风险，降低了社会福利，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以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数量取胜的出口，并不代表中国在贸易过程中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却成为向中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砝码，将直接危及到中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短期内这种局面是不可能有大的改变的，同时也要明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形成是有其内外因素的，这是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尊重。从业者要不因为其技术含量低就自惭形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也不应该轻视他们，而在经济的发展中“言必称高科技”。（有这种苗头，在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当中最热门的词汇是“高科、高新、高技术、高附加、创新、创造”口号式蜂拥出现，而本地的实际情况则是“调结构”。）俗话说“只有夕阳的产品，没有夕阳的产业”。产业与产业之间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丢人，不是什么罪过，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的压力长期尖锐的存在，我国应该扶持这类产业，为他们开辟更多、更好的市场才是出路。长久以来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主的外贸是解决就业的很大的出路，中国出口占比最高的是吸收劳动力最多的纺织品等轻工产业，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国情。虽然是“土气”了一点，但这是国情，因此就不能小视它，它连接着农民工、就业、收入、消费、社会稳定与和谐、家庭生活的规划、幸福指数等一系列的环节。而劳动密集型出口这么多年在国际市场打出来的一片江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很多国家在这一点也很羡慕和佩服我们。全国有1亿农民在靠纺织，有2000万职工在干纺织。纺织与服装行业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和缩影，它既是重要的民生产业，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重要的份额，升级是多方面的，但不一定是以牺牲劳动力为前提的。同时外贸转型升级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打造高新产业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是要掌握好一个“度”，如果在转移或转型时没打好基础，就会出现空心化危机，我们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培育一个新产业一般也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操之过急是容易摔倒的。
二 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长久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寻求改变他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的地位。他们的策略不外乎有这么大致三种：一是将自身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某些方面分离开来（比如进口替代的战略措施）；二是极力试图改变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本身（比如反对经济霸权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措施）；三是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实施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比如一些贸易保护的措施和加工出口贸易的措施等）；其关键问题是看能否在现行国际经济中取得增长和发展，得到实惠。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措施都希望能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制中获得更大的收益。然而，现实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形成的初期，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当时的一些拉美国家竭力将自身经济发展的目标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制协调起来，（想法不错），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和自身政治经济的贫弱使这种努力没能变为现实：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时，他们没能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重建活动中获得优先权；在哈瓦那，他们要求对自由贸易体制进行修正，要保护其幼稚产业，实行进口配额、商品协定等贸易限制，但由于《哈瓦那宪章》没有得到批准而关贸总协定已运作起来，有关条款并没有得到实行。之后，发展中国家改变了策略，看到无法改变现状就转而向内部努力，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进口替代的策略”发展多元化和工业化的政策，这种策略又因非殖民化运动和认为这个运动将带来经济发展的信念而加强。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战略是“进口替代”，发展中国家通过关税、配额控制和操纵汇率来保护当地工业，鼓励为当地消费而生产而不是为出口而生产。当然，进口替代不是与国际经济体制的完全隔离，为培养国内生产能力，发展中国家也支持外资的进入，结果是大量的跨国公司竟相涌入发展中国家，而处于冷战时期，这都成为了一种变相的冷战工具，也成为了原殖民国家与原殖民地国家保持联系的一个方式。其结果是“进口替代”渐渐的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方式。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关税壁垒越来越高，进口替代战略造就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工业，同时也削弱了传统项目的出口。跳过关税壁垒的外资被当做是对主权和发展的威胁，外援和地区的一体化也被证明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又重新得出结论，只有靠改变国际经济体制而不是改变国内政策才能促进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共同的要求使大家走到一起，发展中国家在一系列的国际舞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质的影响有限，现实是发展中国家根本改变不了现状，发展中国家又一次放弃了改革国际经济体制的想法，转而又退回到自己找出路的方面来，这样就走到了一个怪圈里面。目前，发展中国家都在各自为战，寻找各自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只在联合国里有所作为，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则是一盘散沙。
而长期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以这样的观点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灌输：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中国家应利用“比较优势”，来实行专业化的生产，要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其次要改善国内财政体制，促进外国的投资进入，增加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投入。再次，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可以提供发展中国家急需的资金、技术和教育，这都将改善和刺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式和提供国际竞争力。具体来讲，发展中国家要取消高关税和对外资的流入限制，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废除不利于自由贸易的政策等等。这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确实也迷惑了不少人的眼睛，然而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则证明，这套理论有着很大的危害性和欺骗性，这套理论巧妙的将它的弊端隐藏于冠冕堂皇的促进发展的策略中去，发展中国家被引诱到了用低工资的劳动成本参与到国际分工的所谓的“比较优势”上去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它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只是在低端产业，而受制于人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只能走削减工人工资这条路才能保住出口市场，这就落入到低效益导致削减工资，削减工资又使内需不振，内需乏力又导致更加依赖国外市场，为保住国外市场就又开始削减工资，这样就产生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去。几轮下来发展中国家能不落后吗？差距能不拉大吗？实际上这种贸易并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相反而是起着加大南北差距的作用，如果说是“发动机”的话，那也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OECD）：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是在提高实际工资的同时仍然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中国就是遵循这种比较优势原则的典范，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果是在国际市场分工上一直被压制在低端领域。这种能力大量过剩又造成严重的恶性竞争，（都说中国人好自己人间的内部竞争，可为什么不看看这种同质化的产业在中国被大量复制，这是政策导向的结果。）中国能提高工人工资吗？提高工资后企业还有竞争力吗？面对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贸易格局，中国的外贸企业受到冲击是肯定的，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发达国家为控制别国经济作铺垫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多为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而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导造成致他们的出口价格一直是较低的，同时发达国家的垄断实力（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品需求的增长造成发达国家工业品价格的高启，因此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国际贸易实际上是将收入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去的。（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几十年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只有一些国家参与到发达国家的加工贸易圈里去，才出现了一批新兴经济国家，而大多数并没有收到多少好处。）此外，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和原材料等生产方面拥有的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并没有给其经济的其他方面带来益处，反而减少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意识，而这其他方面往往成为受别人控制的方面，同时也占取了发展其他方面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专业化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导致竞争加剧和价格的下跌，使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始终处在边缘地带，所以这个“专业化”只不过是西方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的产业链中的一个中间点而已。
其他方面则受制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通过汇回利润、特许权和许可证等手段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不受约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运动也带来极大的风险，隐藏着巨大的破坏力。而发达国家的投资明显偏重于出口，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需求并不关心，其结果是恶化了不平衡的收入分配，挤压了当地的资本和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当地的就业，助长了不良的生产方式（中国的例子可见一斑）。何况还有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净资本流出的问题，由于贸易和投资导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大举借债，偿还债务又进一步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当然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但这种模式很值得商榷）。发达国家的援助是用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但所带来的种种限制，又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勉强接受又给国内埋下了许多不安定因素，到头来也会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同时造成对外国资本市场的依赖，还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滋生了一个买办阶层，他们与国外势力相互勾结，也可以说是互相合作，配合了国际经济体制利益的分配。这种模式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2000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统计，日本东京的电话比整个非洲大陆的还要多。在当时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只有两家是发展中国家的，就国际贸易、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而言，10个发达国家占世界总额分别为50%、70%和90%。全球金字塔经济结构也越来越尖，联合国当时所给的例子是世界上前3名首富的资产，居然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GDP的总和，而且这种贫富差距还在拉大，世界人口1/5的富有者和1/5的最贫困者，以人均GNP衡量，其收入之比在1980年是30：1，到了1997年则扩大到74：1.
更形象的说法是一个美国人的消费是一个印度人消费的30倍。这样的一种差距更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国际经济的管理机制之外，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出头之日的。现实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犹如一个在楼房里，一个在地面上，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后来者居上，往往利用保护知识产权、技术、环境、人民的健康、安全的名义，撤掉上楼的梯子，以维护彼此间的差距。因此知识产权壁垒、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大行其道，这些壁垒就像前些年的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一样，对国际贸易具有阻碍作用。而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是其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附属关系所导致的。只要这种关系不改变，目前的状况就一直持续下去，在垄断资本控制的国际市场里，自由贸易和投资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可以榨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贫困化。国际市场的这种贸易条件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并迫使发展中国家集中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依附于这种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的“比较优势”就是要维持这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加深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现实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这种依附状况并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到，相反，有些还主张利用这种依附，理由是个别国家利用这种依附获得了进步，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对发达国家抱有很大的幻想，但个案总不能代替普遍情况，个案只有借鉴的意义，并不能推广使用。现在的情况是这种国际经济模式绝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出路所在。现实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经常不理不睬，原因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还远远不够。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也不具有重大意义，（相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是由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国际贸易的边缘地区所致，这点在世贸组织里显得尤其明显。）例如，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发达国家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再者，来自发展中国家收入对发达国家也不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是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看作一个整体而言），总之，除石油等一些稀缺资源以外，在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圈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是在下降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对某些原材料的依赖也是有限的，因为那只是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是这些原料的供应国，而且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资源保护以及技术的改进和替代的出现，对原材料的消耗也在下降，对此的依赖就自然下降。由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有限的能力向发达国家提出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再加上经济上的不发达，认识上的不相同，政治上的不团结，使得这种局面根本无法改变。
三 创建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
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势力的上升，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相应的上升，这种上升反映了国际组织内部的一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些国际组织就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角力的场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由浅入深、从静态到动态、从成员结构到活动结果变化的特点（包括规则和制定规则的变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的提高不仅有总体的表现，比如经济的发展，GDP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也有具体的表现，比如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组织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目前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重要的力量，而关键是如何把握有利时机，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调整和改革中不断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推动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发展中国家可发挥后发优势，利用新技术来确立本国的主导产业和发展，因为每次技术革命不仅引发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而且导致某些落后国家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大变动。而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具体表现。目前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从根本上消除现有的国际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制领域中不合理的现象，保证发展中国家拥有真正自主的发展权，使之能够平等的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并从全球化进程中分享到应有的权益，实质上缩小南北差距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它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奋斗目标，甚至基本上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早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义主张。1988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一次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并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1年中国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大会文献。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全面地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和内涵。中国政府不仅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而且为完善和实行这一主张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从实际情况来看，创建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真正有作为的事情，只是不断的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宣言当中，究其原因无怪乎是实力不济，找不到自己发展的道路，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理念等。不过时间进入到21世纪，特别是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佳时期，如果没有这次危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推动也就无从谈起，而具体表现就是推动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而首先是要建立以发展中国家当家作主的国际贸易组织。只有这样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组织才能担当建立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贸易体系。首先现在国际贸易中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改变，发达国家不在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及欧盟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实际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美国和欧盟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想办法，而是他们的经济、政策、体制决定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措施，而当他们的“政策失灵”、“市场失灵”之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了，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一个例子。因此就产生了创建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现实要求，而面对这样一个发展新型国际经济秩序体系的庞大课题，我们要首先选择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建立以发展中国家当家作主的新的国际贸易组织，所以反过来，创建新的国际贸易组织是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是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第一步，提纲挈领的步骤。我们的专家学者应该拿出自己的主动性来高瞻远瞩的来看待创建新型国际贸易组织在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当中的作用，现在思路已经打开，时机已经来临，剩下的就是——执行！Just do it。
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而复杂的过程，它必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区域势力的重新组合等复杂因素长期较量的结果。
四 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对中国而言，创建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组织既是拯救自己的办法，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由许多具体内容构建的，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具体到对外的经贸领域，那是怎么也无法回避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复兴不是在自己窝里自己发展的复兴，而是与世界广泛联系下的复兴，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可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所以中国也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俗话说的好：“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战略机遇期也只厚待有战略准备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会有幸遇到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要想在这一时期所能得到收获，取决于该国战略准备的质量和程度。
世界各国的崛起实践证明，战略机遇的价值，取决于战略准备的质量。而中国现在所处的时期不是一般意义所说的“战略机遇期”，而是能够夺取世界第一的“战略机遇期”，是非常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可以用千载难逢来形容，我们只有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做出完善、优质的规划、具体可操作指导，才能够使宏伟的计划变成现实的存在。
要成为世界第一，做头号强国，是21世纪中国的目标。为这个目标奋斗，需要充满豪情壮志和开拓意识。回顾历史，世界第一，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头号强国，曾经就是中国的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优良传统也一度被丢失，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丢失的原因，是中国人“集体睡着了”。正如孙中山在1924年所说，中国的国家地位在近代世界“一落千丈”，“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失去从前的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觉醒的中国巨龙，要再立世界第一的志向，再做世界第一的努力，再尽世界第一的责任，再圆世界第一的梦想。（当然还必须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我们都患过急性的“激情病”，受过挫折，吃过大亏。而现在全社会都弥漫着浮躁的情绪，保持一份冷静和理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凡是世界上的崛起的大国，都曾有过能够凝聚自己、影响和感召世界的大价值观。有的国家虽然在物质财富上不是世界第一，但是在文化创造上却是世界第一，照样能够举起影响世界的文化旗帜，由此能够对世界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优势、文化底蕴，是担任世界领导国家的文化条件。中国是人类各种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博物馆、集散地。中国人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古代文化，这是在世界古典文化系列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传统文化；中国人集中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陷于曲折和低潮中都没有倾覆的革命文化；中国人又是改革开放中最大规模和最成功学习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从而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开放文化。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可以改变现在我们疲于应付的局面，也可以使我们的外贸变被动为主动，从防守转换到进攻，进而发展成为和谐、互利的国际贸易的新格局。这显然是一个“勇气”大过“智慧”的选择，“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并不缺少，只要我们是下定决心去做的事情，总是会有智慧做好的，而“勇气”就不一样了，成语“有勇有谋”为什么把“有勇”放在前面是有哲学辩证法的含义的。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实现超越，上升到一个新层面，那么在挑战面前只能是磕磕绊绊或者折戟沉沙等下一个轮回。俯瞰今朝，今天的中国，已是海纳百川的大国，中国自古就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和文化素养。中国也有做世界第一的千年的履历和经验，有做领导者的历史传统，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几句口号，而是要有计划的执行，坚决的执行。此次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又一次给了中国引领世界、再创辉煌的机会，中国经历了兴起——衰落——再崛起的历练，从世界第一，到落后挨打，再到新的世界第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领导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中国走上世界的领导岗位，一定是优秀的领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五 创建新的WECD
总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才使得什么什么发展起来，才使得我们怎么怎么的等等，奇怪的是世贸组织充其量是一个“贸易协会”性的组织，他怎么具体管你发展不发展，如果说真有这么一个神奇的“贸易协会”，那么该协会众多的会员为什么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是最不发达国家，有的已经被边缘化，而该协会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些神奇的力量呢？我在这想反问一句：“如果不加入世贸，中国是不是就不发展了？如果没有世贸组织，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国际贸易了呢？如果没有世贸组织，我们是不是吸引不了外资了，如果没有世贸组织，我们是不是就不进行对外贸易了，如果没有世贸组织，我们是不是就学不到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了呢？”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没有人会不承认这一点。有人又会说：“加入了世贸组织给中国带来了世界500强的投资。”对此，我并不认为全是世贸组织的功劳，首先，资本是逐利的，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当有10%的利润，它们会蜂拥而至，当有100%的利润时，它们便会抛开一切道德、法律，想尽一切办法挤进来，所以世界500强来中国投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退出世贸，那么世界500强在中国的投资是不是也会退出中国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中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是最后一块待开发的市场，比如汽车领域，大家都认为中国是他们发财的最后一趟末班车，各大厂家蜂拥而来，那可不管有没有世贸组织，这是世界公认的。同时，中国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国，所以中国是不愁吸引不来钱的，这既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的一个武器，（很多人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优势，很少人意识到这也是一把武器。）中国目前是全球投资环境最好，外资获利最多的地方。虽然有些外资曾转投越南等地，但经过08年的危机，许多外资认识到越南缺乏合格熟练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差及效率低下等，许多外资在越南的项目要么停工，要么推迟，要么收缩。2009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再度调查，打算将工厂迁出中国的公司比去年减少了一半，而一些厂家则打算重返中国。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09年8月6日公布的对240家跨国公司有关投资前景的报告，中国仍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其次才是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没有世贸组织，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不该来的你请也不来，目前，有些就是来了，我们也要学会拒绝。所以世界500强显然不会退出中国，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吸引世界500强来中国投资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而不是世贸组织。所以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在起作用，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这是哲学的一般规律。（很多人考试的时候都对答如流，而实际运用则一沓糊度。）所以中国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中国的内因在起作用，是中国本身的要素禀赋在起作用，这些年中国政治稳定，市场越来越大，生产要素齐全且成本低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本身具有扩大吸引外资的良好条件。再加上制度、政策、勤劳、智慧、商业机会等合力铸成的，而加入世贸充其量算是一个外因，顶多是加入了一个谈游戏规则的圈子而已，能起一个辅助作用就已经了不起了，而把中国的发展规为加入世贸的功劳，则有点本末倒置，缺乏哲学基本常识。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中国没有加入世贸在那些年，关于是否对中国采取“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国会是每年都要审查，但年年都能审查通过。有人说这是中国强大了，中美的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等等。而美国是否对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主要的原因在美国，是美国在作决定，在拍板。中国在怎么强大，经济在怎么发展，在怎么联系，对美国来说都是外因，而起主要作用的内因则要看美国的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有多大而已。中国再怎么强大，也抵不过资本家贪婪的口味强大，试想一下，如果不通过“最惠国”的审议，谁的损失更大，谁会更着急。所以正是有了这种贪婪才使得对中国的审议每年都得以通过。
在中国目前的媒体上，有一种现象，只有外国人说“好”的事，我们在敢肯定，我们才敢跟着作报道，也说“好”，外国人说“不”的事，基本上都被媒体遗忘了。在目前的理论界，也普遍存在这个认识的误区，就是我们在做什么基本上是以外国的言论为指导，我们在做什么之前，大家总是会说，外国人做了没用？欧美的国家是怎么做的？要是人家没做，那我们是不能做的。没有理论依据啊！不符国际惯例啊！要不就是，做不好，领导不满意怎么办？作研究，作决策以外国为中心，以领导满意不满意为原则。这种思维显然是有点畸形，是被控制了，被扭曲了，没有了自我的意识。可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注定是要做一些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喊着要“创新”喊了很多年，可真正创新了什么出来。我们要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有所创新才是的，对别人没做过的事，我们是可以进行研究和实践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好：“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科学的理论思维大家好理解，其转化的成果大家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已经成型的理论思维大家也能理解，大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不能理解的是社会科学中创新型、突破型的理论思维，因对它无法界定和衡量，所以它的价值有待评估。我们渴望有新的理论出现，可真出现了大家又都不理解，退出世贸创建新的符合全世界各国发展的贸易组织就是这一创新理论的代表，可却并不被认可，而中国却不乏这样的成功案例：比如中国革命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是别人没有走过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人没有走过的，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是别人没搞过的，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别人没有提过的，就连中国的“计划生育”也是别人没有搞过的，可是我们都搞了，而且都成功了。有意思的是，这些都发生在所谓中国处于不开放的阶段，与世界的联系并不是多么的紧密，可那时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主见，而现在与世界的联系紧密了，眼界也开阔了，心思也多了，可却没了自己的思维和主见。动辄就引用了国外的某人某言，成了别人的代言人或传话筒。然而中国的事情注定要中国人做，只有中国人才会真正为中国人考虑，而这点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但嘴上说的都明白，碰到“事”就不明白了，而关键是“事”上见。
“变则通、通则久”。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的发展壮大起来，只有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路，只有走加大“南南合作”之路，只有走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之路。这是唯一的能摆脱当前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出路。既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处的地位不同，高端低端的现状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可以改变高端低端之间的交流规则，既然发达国家要抽掉发展中国家向上发展的“梯子”，那我们干脆不要这把“梯子”让他们也下不来，对发达国家关闭资源市场和他们的产品倾销的市场，转而走横向联合的道路，也就是“南南合作”之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高端、低端都是需要的，离开了高端，社会发展缓慢，可是离开了低端却很难生存。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在这里做些文章呢？所有的关于国际经济、国际市场等归根到底是国际贸易的问题，很显然，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影响，贸易与战争也有着相关的联系，我们必须对此要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政治这只无形的手一直在调控着贸易，对此我们应该深深的反思，反思我们的单纯，反思我们的幼稚，反思一下我们可能有的未来。我们对国际贸易也要有真正的政治远见，美国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操纵美元汇率，把自己的意图强加到各国际组织当中都给我们深刻的影响和认识，但其高瞻远瞩的策略、手段应当值得我们借鉴和效法。而国际贸易的“老巢”是世贸组织，创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的改变上，所以只有打破它的“老巢”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做出了重大改变的姿态，2010年4月20日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份额也有提升，这一切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而世贸组织仍然是顽固不化，改变它基本不可能）。以“自由贸易”自居的世贸组织，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世贸组织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驱动下，迫使广大的成员国让出部分主权，充当着“蚁工”的角色，因此退出世贸组织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我们要有勇气走出这一步，创建新的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World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这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我们要明白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我国现在的外贸结构与保护主义盛行的现状注定是矛盾的，尖锐对立的。我们应该明白调结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转移到中部，也可以转移到西部，但不可以转移出去，不可以调整没了。在面对国际贸易里盛行的保护主义，有很多人想到了“出口转内销”，然而外贸和内销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状况可以用“说着容易做着难”形容，我国的外贸企业很多仅仅是产品的提供者，照单生产，相对简单，而内销除了是产品的提供者之外，更多的是营销渠道、营销策略和产品价值的提供者，况且内销就容易吗？内销的市场竞争不激烈吗？用作外贸的心态来做内销，结果可想而知。而要做也行，但短时间里很难做好，要做好，那该企业非下大力气才行。
而外贸内销都做的话，那企业的运营成本非大幅上升不可，所以这些企业要权衡利弊作出裁决，这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完成的，企业要注意这一点。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国际贸易增长虽然很快，但主要是靠劳动力的优势取得的。而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的效率却在不断的下降，包括贸易增长效率、模式及贸易增长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名列第54位，比2005年下降了6位。而且，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已经连续几年下降，我国2001年到2004年的全球竞争力国际排名分别为33，39，46，49.国家竞争力是贸易增长效率的重要指标，国家竞争力的下降说明了对外贸易增长效率的降低。造成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国对外贸易还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始终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不高，贸易额的增长大部分都是纯数字的增长。这是与发达国家对比而言，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短板就会变成优势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开辟新的市场和转变产业结构并不矛盾，可互相补充。这两方面都是我们要做的。作为主要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的受害国、受害国群体——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从汲取经验教训，根据现实的情况去创造新的理论和模式。我们要想发展，就要解放思想，换一种思维来看待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我们面临的困境。当然我们还要拿出巨大的勇气来否定一些以前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在肯定、否定中交替前行的，只有否定了不足之处，才有新的动力，去创新，去发展，才能有新的肯定出现。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什么考试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学者都会做，可一旦换成了实际问题，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忘的一干二净了，别忘了，哲学可是有指导性的。现在的世贸组织就连一些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它过时了，对它提出了很多修改的意见，只是出于利用掌控的目的还在使用吧了，而我们还在把它当作“圣经”，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哪里去了，我们的思考哪里去了，当前急需一些逆向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是该拿出魄力来的时候了。
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的压力是长期存在的，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产业，它的存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存状况，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消费的挖掘和提升，对我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仅不能丢掉这个产业，相反还要千方百计的把它做大做强。而这一产业是遭受反倾销、反补贴最严重的产业，也是我们外贸所倚重的产业。而当我们在外贸方面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也很想拿出一些制裁方案，但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之内，总是拿不出很好的制裁措施。（有些制裁方案有时又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现有的外贸结构里，一方面外贸要依赖这些常常被别人制裁的出口，一方面又无法有效的反制裁，因为我们要依赖某些进口。）而且这种局面也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在对付不公正贸易的时候，我们的反击总是绵软无力的，而这反过来又招致了更多的贸易制裁。还是09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轮胎特保案，在美国决定实施特保措施以后，一些国家纷纷跟进，对中国采取类似的保护主义措施，印度第五次发起对中国乘用车轮胎的特别调查，巴西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客运和货运汽车子午线轮胎征收最终反倾销税，有效期为5年，阿根廷也决定效法美国对中国的轮胎采取类似的保护措施。而现在，谁还记得09年美国对我国的轮胎采取的特保案制裁以后，我国采取了什么反击措施？我国对那些跟进采取措施的国家采取了什么反击措施呢？我国所采取的措施对美国的经济有多大的影响，对比美国对我国轮胎特保案的措施，我们的反击能和他们划等号吗？而诸如此类的其他国家跟进的连锁保护措施，我们又是如何有效处置呢？这就是我们的尴尬之处。而随着欧美诉中国汽车零部件案的中国败诉，美国诉中国限制美国文化产业案的中国败诉，09年1月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案的中国败诉，到2011年7月5日世贸组织裁定关于中国对原材料实施的出口限制违规，我们是否该清醒清醒了吧！我们是否该认真考虑考虑这个叫WTO的组织了。世贸组织倡导可持续的发展，可中国按世贸的倡导执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怎么就又违反了世贸在规则了呢？事实上自2006年开始一些国家一直在世贸组织控告中国原料企业搞倾销，比如矾土（耐火材料，也是用一点就少一点），在美国，中国国内企业就遭到很多次国外企业的倾销控告，在这些反倾销案件中，到2009年8月，在行业协会等机构和企业的努力下，中国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胜利，相反大多数以中方企业被裁定征收反倾销税或我方承担提价、限制出口数量而告终。
而中国在迫于环境的巨大压力和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对一些原料出口作了出了一些调整，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可这又违规了，而世贸此次裁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据法新社2011年7月5日消息，世贸组织正式宣布中国对原材料实施的出口限制违规。世贸组织表示“采定”专家小组建议，争端解决机构要求中国将其对原材料措施与世贸组织的有关责任保持一致。报道说，此次争端涉及中国实施出口配额和关税议题，中国是世界上镉、黄金、铟、铁矿石、石灰、铅、锰、汞、钼、磷、锡、钨和锌的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华尔街日报》则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世贸组织裁定中国的出口限制违规，将有益与钢铁制造商和其他工业品生产商，但更重要的是将为美国和欧盟投诉中国稀土材料的出口配额开创先例。对于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只能表示遗憾，同时表示中国将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程序要求，妥善做好本案的后续工作。在不平衡的外贸结构当中，在世贸组织的规则之内，我们所能采取的措施是有限的，而同时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调结构是长期的、艰苦的，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且即便如此有些也是不能调的，（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们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只剩下一条路——退出世贸组织。关于世贸组织的本质，总而言之的讲，世贸组织就是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造者，是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搞经济剥削的维护者，是西方垄断资本扩张全球占领全球的代理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想改变这种有苦难言的局面，就先必须从打破世贸组织——资本主义剥削世界的工具，开始。我们只有摆脱世贸规则对我国的不利限制，用新的游戏规则去抵消旧国际贸易体制所带来的种种不利，这样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贸易里才能更主动的生存。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没什么可指望的，而且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才是出路。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全加起来，他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没有我们这么全面和广大，而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有力量来对抗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制下的发达国家，数来数去就剩我们自己了，没有别人可以为我们出头，如果我们自己也认为这是会被“枪打出头鸟”的想法，而采取“韬光养晦”的办法，漠然处之那是极端错误的。
而相反退出世贸组织，中国照样是世界经贸往来最活跃的地区，摆脱了世贸组织的束缚，加上一个全新的WECD，中国可以一种更积极、平和的心态与世界各国交往，我们可以带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去争取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树立起一个新的主导地位，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有一个自己的领导集体，形成“群龙有首，众星捧月”的势头，大家总结成功的经验产生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方法，其意义则非同凡响。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新生力量，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发展中国家也是帮助自己去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以“和谐世界、和谐经贸”为主题，倡导国际贸易的民主化，创建一个新型的WECD。新的机构必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的发展机会，它将更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联系，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子孙后代，维护地球的可持续生存。当前最紧迫的是停止一切正在进行的世贸组织各框架内的谈判，例如《政府采购协议》这将是一个让我们占小便宜吃大亏的协议，虽然在低端领域我们有可能可以多出口一些，但在高端领域中国的民族产业将受到严重冲击，生存的空间极小。与此类似的是中国目前与一些发达国家谈判的所谓“自贸区”，例如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也应该废止，日本提出如果建自贸区，那么其出口到中国的高端产品就必须是零关税，我们不能因为要多出口几捆大葱，就把我们的高技术企业给打压没了吧，或者让这些企业自生自灭，到头来谁划算。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有句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民族产业就是财富的生产力，我们自主的高技术企业就是财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比财富本身更重要、更有意义。中日韩的自贸区一旦建成，最大的受益者是韩国，其次是日本，看看中国与日、韩的进出口商品的统计目录，就知道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国不仅不会受益，反而是个唯一的受害者，从日本盛气凌人的态度来看，好像是我们在乞求他们，提醒各位不要再做转让技术的梦想，这回我们能不能硬气一回，说一声“不”。（在世贸框架内的东西，如果在世贸之外我们也可以得到的话，那世贸对我们的意义就很小了，而如果有无法替代世贸组织的东西，而又是我们所必须要的，那加入世贸的理由还是充分的，而星移斗转中国已不是以前的那个没见过市面的中国了，如果说中国现在已经羽翼丰满还为时尚早的话，那么中国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现实，而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要看我们的战略目的是什么，退出世贸组织，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先筹建，这是未雨绸缪的先知先行，等时间成熟再退出世贸。）
2009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出了一个“建立新的金融与经济合作组织”的构想，指出这一组织应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现有七大工业国成员在内。不过他表示，这一组织不会成为十四国集团，相反该组织将具有灵活性，成员数目不限，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行演变。应该指出的是佐利克的“新构想”依然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他虽对现在的世贸组织等感到厌倦，但还不想彻底抛弃它，还想对它重新包装后再来利用。这与我们所想要的格格不入，我们不需要这种“换汤不换药”做法，我们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能够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都有自己位置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那种依然以所谓的7个工业大国为主，外加几个新兴经济体的做法不能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全球化当中受益。所以无论是此前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呼吁”，还是佐利克的“新构想”都并没有真正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里如果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那这个国际组织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国际经济组织才是有希望的组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不管是萨科齐的“呼吁”还是佐利克的“新构想”都说明了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有人对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存在提出了疑问，对它们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
中国作为亚太区域未来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在这个新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并成为改变一些游戏规则的主导者，最起码要增加一些改变规则的话语权。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局限于在这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全球出口市场经济体系，要创造一个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可持续的贸易秩序。目前，在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任意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就只有等待改革的机会了，等待机会需要耐心，等待机会更需要技巧、决心和勇气，不能干等、坐等、死等，因为“扫帚不到，灰尘不掉。”一味的傻等，只能会是错失良机。我们要创造出合适的舆论环境，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做好准备，看准时机，推出“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它就是改变我们外贸疲于应付的切入点，是改变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切入点，是把握未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自己命运的切入点。对于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WECD）这个新生事物，中国有两个选择，一是退出世贸组织，马上着手建立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二是暂不退出，但也是要立即筹建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考虑到现阶段对于新生事物，接触的不多，很多人接受不了，先不说国际上的反映，光国内的困难和争论都是极大的，这首先缘于我们已经对世贸组织产生了依赖，把世贸组织看的是无比神圣，对它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很多人会认为一旦退出世贸，我们会不会又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人会认为退出世贸是不是我们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实际上是以前的工作不仅不是白做反而是为以后的工作打基础；更绝的会认为退出世贸那我们的外贸不是就完了吗？
显然是自己把自己吓住了，没有入世的时候，中国不是依旧健康快速的发展吗？“退出世贸”中国就不发展了吗？显然不对。而对于世贸组织，我们也清楚了，也亲身参与了，也使用了世贸的规则等，其结果呢？在世贸的规则内，我们所能做的并不多，这让我们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我们一边喊要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一边按照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条条框框来办事，处处强调与“世贸接轨”、“按国际惯例”，请问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这样一来，那还如何破旧立新呢？我们退出世贸不是割裂与世界的联系，相反我们是要更加紧密的把世界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借机在这个世界上大玩特玩一把。我们的目的是主导这种“联系”，让这种“联系”更好的为我服务，更好的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服务。退出世贸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是一个要求改变国际贸易领域中游戏规则的手段。“退出世贸，另起炉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决策，十年里中国、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单的说中国发展壮大了，欧美开始衰落了，而世贸组织越来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舞台，时代在变，我们也应该积极应变。“退出世贸，另起炉灶”是对过去工作和努力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自我“扬弃”，是一种进步，它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必将使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写下崭新的篇章。任何事物都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交替前进的，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屡屡实践着这一哲学基本原理，试想如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哪里会有改革开放的春天，如果没有对计划经济“禁区”的突破，也就没有加入世贸之说，同样如果没有加入世贸的十年，没有对世贸组织深刻的观察和了解，也就不会有“退出世贸、另起炉灶”的战略构想。加入世贸与不加入世贸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人不是圣贤，他不可能在世贸之外就把世贸看的一清二楚的，绝不可能！只有加入其中才能深刻的感受到其真正的世贸。而我们加入了，已经十年了，对此已经有了切身体会。所以“退出世贸、另起炉灶”虽然另类大胆但却是有前车之鉴的，有理论基础的，有针对性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只要下定决心，中国一定能走出一片天地的。当然如果世贸组织的各种不公平的规则改了，那好，我们可以继续留在世贸，如果不改，那我们坚决的退出世贸，另起炉灶。现实的情况是要世贸组织修改一些规则的可能性为零，不要提那种“有1%的希望就做99%的努力”的口号，看清事实，不要在改变世贸规则上花费一分努力，那不值，因为努力的方向错了。发达国家采用拖延的办法来应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吁，而动辄就威胁退出贸易谈判、退出世贸组织的恰恰是发达国家自己。所以中国要主张坚决退出世贸，另起炉灶，这是我们要付出百倍努力的地方，它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努力奋斗。
当前国内的买办阶层是最大的阻力，在国内都没有统一认识之前，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是难以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应者寥寥，毕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处境不一样，动力也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的实力及对未来的打算也不一样，能力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急躁，不能强求，应该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来促进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发展建设，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主，现阶段允许既是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也允许不是世贸组织成员加入，允许一个成员参加多个组织，让这些国家有更多的骑墙观望的机会，让他们比较不同的贸易组织，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运作模式，在这种诸多不同之下，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应积极与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各国内部体制和政策之间的协同一致的国际讨论，抵制单方面将某成员国的体制与政策强加于人的倾向，这样才能有自己的声音，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真正的参与到21世纪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研讨之中，我们要联合一些有影响力的新兴地区国家，让大家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形成新的联合体，赋予这个联合体以更多的管理权、决策权，调动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WECD）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的进来，使之真正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贸易组织。
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WECD）的宗旨是在国际贸易中弘扬民主、和谐、协作、共赢的理念。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贸易的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使之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彼此相互通报需求，加强信任，通力合作，积极推进“和谐世界、和谐经贸”的理念。它是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各国人民普遍愿望。中国只有和世界各国在一起，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懈努力。WECD的成立对世界各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对中国的意义在与首先保障对外贸易的顺利发展，摆脱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一个更合理的外部环境。其次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能推动他们的贸易跨越式发展，贸易的跨越式发展只能在合理的贸易环境之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想要跨越式的发展，可能性有但不大，你发展，别人更在发展，越发展，差别会越大，只有在WECD的新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才有合理、公平的贸易机会，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WECD对他们也是有利的，在这里贸易的民主化、公平化使贸易的双方都受益，发达国家不过是把过去多占的利益减弱了一些吧了，在WECD之中，发达国家的各种优势依然明显，转嫁危机的能力依然很强，虽然利益减弱了一些，但取而代之是由贸易民主化、公平化所带来的发展中国家贸易额的大增，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反过来会进口更多的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发达国家依然处在产业链的高端，享受着丰厚的利润。
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核心的“合作发展”，这是我们要占领的制高点。在世贸组织里也有合作，而“此合作”而非彼合作，世贸组织的“合作”更多的是控制，而在WECD这里合作的本质不一样，WECD各成员互相通报彼此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到产业规划，小到具体的生产企业，我们要使每一种零件的上下游之间都有通报，使各国企业都有衔接。当然WECD要想顺利发展还要借鉴当今世界很多成熟、有效、可行的方式方法。WECD与世贸组织最大的区别是政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而不是具体细节执行的不同。WECD并不是全盘否定世贸组织，只是世贸组织的发展势头已尽，很难在往前走，可是世界贸易却是要向前发展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势头快到极限了，而发展中国家未来将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力量，因此在新的WECD之中，在有些方面可借鉴世贸组织的一些做法，而有些方面则要考虑如何简化世贸组织规则中一些复杂的程序，比如复杂的争端解决机制，WECD要形成自己更有效的评估机制，来真正为国际贸易发挥作用，这都是必要和可行的，但本质已已经不同于世贸组织。如同任何一个新生事物一样，WECD也必会有它艰难的初创期，坎坷的成长路程，最终进入到它的成熟期而稳定的发展。虽然最初的规章、模式是简陋的，但随着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相信它会一边发展一边进步的，最终会形成一个有特色、高效、口碑良好的世界贸易组织。
未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合作”，在WECD的规章里，承认——“差异”。承认地区间的差异和各国之间的差异。全球经济本来就是不平衡、不一致的，而在“自由”的口号下，搞什么都要一致是一种哄骗，过分追求政策的一致是不现实的，除非一方作出利益的牺牲，否则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在世贸组织的政策里明显是强调投资、商品的自由化，投资是有钱人的事，而商品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商品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各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能够畅通全球的一定是那些发达国家旗下的跨国公司的产品，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想千方百计的扩大出口，可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不平等、不平均的状态，被一句“贸易投资自由化”给掩盖了。因为它说的有道理，有它的合理性。使很多国家乐意让贸易自由化。奇怪的是，近年来，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来自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一边倡导贸易自由化，一边又放任国内的反对者在各种国际经贸会议的所在地进行游行示威。更有甚者，现在这种示威已经发展到使用暴力手段上来了，这使得他们倡导的“自由贸易”的更显尴尬。反过来这又成为打压别人贸易出口的借口之一。这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闹剧，使用了好多年，效果很不错，此点值得全世界的进一步关注。在所谓“自由化”的倡导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里放弃了部分权利，让发达国家的产品畅通无阻，促成了发达国家的一派繁荣景象。而WECD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合作”，因为“差异”并不可怕，它是现实的情况，由于“差异”导致我们要加强“合作”，而“合作”发展则是消除“差异”最好的办法。WECD的贸易是以促进对方发展的贸易，提升对方的生活质量的贸易，不是单纯为了出口而出口。WECD根据各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分成十个级别，每个级别使用不同的政策，在贸易评估和贸易纠纷时使用不同的计算系数来计算。承认“差异”、强调“合作”，那就会有不同的贸易政策，不会向现在世贸组织的“一刀切”的做法，双边或多边的贸易会更加符合实际，各方也可以自己在协商，WECD只作备案、分析、研究之用。如果承认“差异”，强调双边的自由协商，那还有WECD存在的必要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倡导的是全球的贸易公平、和谐的发展，是促进各国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全球性的贸易政策、贸易机构来行事，各国间的“差异”，以及贸易中的纠纷都需要在一个公认的环境下才能评估和解决，没有这样一个全球的机构，那贸易纠纷中的是是非非就分不清，各国就没有一个参照标准，而没有这种“参照标准”，那世界贸易的往来必然会是混乱的，规则不清楚，不明，很多都会不顺，贸易纠纷就会不断发生，过去世贸组织的想法就是要全球参照一个标准，但这种做法现在行不通了，我们要作的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求的公平，难！很难！但这是解决世贸组织症结的所在，也是使未来世界贸易能够大幅增长的动力。因此世界需要WECD，它的可贵之处是承认差异、承认现实，在自愿的情况下，取一个贸易准则。这一准则是以一个略有浮动的准则，它的基本原则被世界各国承认，具体的细则则由成员国自愿协商通过，它的权威在于它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似乎是一种空想，可是看看如火如荼的区域经济组织，难道没有我们可借鉴的方法吗？发展中国家众多的发展机会、合作机会难道不是我们去实现它的动力吗？有市场、有需求，却没有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WECD各成员之间的贸易结算由双方的货币互换协议为基础，这样就避免了以美元为结算的种种弊端。也使双方都受益，贸易来往就更加便利快捷，独立自主性更强。对于弱势货币国的双方也可选择美元或者别的货币作结算货币，这样实际上是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选择机会，比当前被动的接受美元强多了。WECD的各成员之间以年度协商来代替贸易制裁，在协商中，双方互相公开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划、市场机会、法律法规、经济数据及其来源，对一些贸易中的问题自由商定，比如大到商业机会的进展、远期目标等，小到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品种、价格等，基本是一种“按需求来进出口”的方式来执行。同时WECD还会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专门来处理成员国的贸易纠纷。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成员国选派出来的各种国际贸易问题的专家、学者，他们再分门别类的分成若干个专项贸易审理小组，有点类似世贸组织的专家小组，在各小组内每两年或三年改选其中的1/3，依次类推。在各种贸易纠纷的审理中，没有具体的国家名称，只有代号A或B的国家，当事国双方的专家回避审理。最后出具审理小组《建议》。当事国如果对《建议》有异议，可提供书面的报告，指明异议在何处？并同时提供可靠的事实和证据向审理小组报告，这些事实和证据必须都是公开来源的，有据可查的，同时审理小组也鼓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对没有正当理由却不执行《建议》的国家，审理小组的上级WECD的委员会会向全体成员发出《预警报告》，通知各成员国在与该国发生贸易往来时，要注意该国的贸易风险，各成员国都可对该国的进出口采取必要的措施。WECD本身并不强制给这个国家以任何手段，WECD的威信来自于无形之中，来自于各成员国都认可的贸易准则，来自于公平透明的贸易机制。这种一审制，大大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每年WECD发布年度《贸易政策评比报告》和《贸易指导报告》。对一些新的问题和变化提交出来供所有成员国讨论，最终形成一个《意见标准》，供来年纠纷委员会的各个审理小组参照执行，在没有最终达成统一意见之前，仍参照以前的作法来执行。
WECD的一个功能要建立起国际贸易的监测预警机制。预警的对象包括国家间、行业间的贸易联系。建立预警基本指标体系和构建基本的预警模型。目前常用的预警方法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标类预警，其主要思想就是挑选能够反映国际贸易变化的数据，算出新的、有趋势性的指标，监测当前国际贸易的状况，对可能的变化及时作出预测；第二类是统计预警，在贸易安全预警中常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判别分析，另外因子分析方法也常常用来对多指标的预处理；第三类是模型预警，主要用ARCH模型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预警，以及针对此类方法的一些改进。更准确的做法是结合上述三种类型再综合处理得出预警报告。可将预警分为几个级别，例如可用人们熟悉的交通信号灯中的红、黄、绿为由重到轻的预警级别，也可直接的分为一、二、三级等简便易懂的预警级别。向各国发出反映当前国际贸易变化的最新指标。预警主要针对在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的竞争、有实质性的损害或这些可能性的事件有关的数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评估这类事件可能引发的危机及影响，以作应变的准备。一般而言，发生预警会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比较大的动荡，比如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对出口的限制，国际价格的动荡，国与国外交关系的突变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经济的原因，即国内经济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宏观监控不力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宏观政策制定有误等，第三个原因是来自企业这一微观主体。怎样既保证预警的准确、及时又恰到好处还需要各国在协调运作中长期的实践探索。
退出世贸后，短期内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长远来说影响不大，由于有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已今非昔比。中美之间的经贸虽不时仍会有摩擦，但基本面是稳定的，这也是太平洋两岸的共识，特别是经过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的经贸依然保持着增速，这说明中美间的经贸联系是紧密的。退出世贸可能会对短期的中美经贸有些影响，但时间一长就会趋于稳定。短期内，纺织品、鞋类等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影响，而出口量下降，但这也是我们正在做调整的产业。而中国也可以采取更多的灵活措施来应对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人民币的汇率、进出口的数量、保护国内产业、贸易的平衡等等。就像凡是都有一个过渡期一样。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退出世贸的头几年，凡是不破不立，退出世贸，就要补上WECD，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也要马上跟上。中国要在世界范围里广泛宣传WECD的新理念、新模式，以及对未来世界经贸的好处和影响。对那些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中国要劝其暂缓加入，同时经济推进WECD的理念落实工作，中国可以新身经历来现身说法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遭遇来揭露世贸组织的不光鲜的一面，目前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都是按西方标准而不合格的国家，而且实力弱小，加入世贸以后肯定吃亏，中国应劝说他们不要入世，而是与中国一道走一条新的合作发展之路。中国也要积极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继续倡导以“特别提款权”为主的货币体系改革，改变倚重美元的局面，继续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多种方式展开人民币的攻势。当然，这里所涉及的讨论，还都是一些简单的构想，而且这些讨论也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涉及理论还涉及到实际的操作。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否可行也一定要先认真的研究和论证，要经过由小到大的实践，甚至是反复的实践，才能验证它的实际价值，最终是实践的执行问题，没有好的执行，一切都是白搭。目前我们已经开始作一些方面的工作了，把这些工作与退出世贸，创建WECD的规划结合起来，使其紧密的联合起来，那这些工作就更有目的和针对性了。
目前中国的贸易额还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但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已经快达到顶点了，今后即使他们从金融危机当中恢复过来，双方的贸易额也很难有大的增长，只能是一个维持的态势，比如美国，剔除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自己的消费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再增加的地步，中国现在出口到美国的衬衫，够美国无论老人还是孩子，平均每个人每年消费十几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鞋，够每个美国人平均一年消费7双，它的消费已经不可能大幅增长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低水平制造业国家还在拼命杀价竞争向美国出口，美国的消费不可能增长，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出口形式比例，得到美元资金也就相对比较困难，按现在的这种美国经济模式是不可能再继续运行下去了，况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是重灾区，在发达国家难有起色的时候，指望他们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希望渺茫，2011年9月新上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当前是发达国家在拖世界经济的后腿。（世贸组织对此没有任何办法）。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还有很多处女地有待开发，诱人的基础建设、广大的人口需求，所以发展的潜力巨大。而新生力量正在逐步壮大，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早期生产生活，在此关键时刻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力量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我们当前的主流意识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还远远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等”在“靠”，主动性有，紧迫性差，我们在等发展中国家自己发展起来，在等他们的自生自灭，我们在依靠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提升之后再跑去跟他们做生意，而且上来就是低价销售。我们现在调结构的压力非常大，而且时间非常紧迫，时不我待，所以我们不能等不能靠，虽然我们不能面面俱到，但也应该有所选择的主动出击，积极联系想方设法去激活目前这盘“死棋”。大家都说“要想富先修路”，这贸易的“路”就是政策，政策导向，是政府该干的事，而兵法上也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的“先行”就是要有能够“先行”的据点、驿站，特别像围棋中的布局，很多前期的工作要走在前面。所以扩大中国-东盟自贸区、上合组织自贸区、中国-非洲自贸区、中国与拉美自贸区的合作就尤为重要，现在已成为必修课。这四大贸易区的合作是形成WECD的四大支柱，是我们今后要倍加努力的地方。我们着眼于未来，完成一个跨世纪的战略构想，这才叫提升中国实力。中国要有信心，中国是世界最后一个大市场，各国的投资者已经尝到了甜头，不会因为从这个“贸易协会”转到那个“贸易协会”就撤回自己的投资。中国能够树立WECD这个新的贸易组织，作为创始国自然树立了自己龙头老大的地位，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可以有更多的资本与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来谈判交流。
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很幸运的，中国很有远见和战略眼光的老一辈革命家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国际政治遗产，这就是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保持的良好的关系。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并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曾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一条坦赞铁路，（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这条铁路长一千多公里，是中非传统友谊的象征，这条铁路一直把中国与非洲、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友谊联系了近半个世纪。对在两个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政治遗产，今天中国是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要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必须要掌握话语权、决策权，（现在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倍感吃力，讲理却没人听）。这是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和平发展的国家的自然而然的权利，这一经济格局和地位的变化，要求我们对世界未来的经济发展有真正的、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参与未来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规则修订，必须使那些不利于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得以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得以改变，这要求我们打破现在经济上的束缚，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积极的以我为主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间的协调发展，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实际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所实施的方针是基本成功的，中国可以将这些成功的经验教训，做法步骤加以总结和概括，并将它们介绍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理由这样作，因为这是人类发展的智慧结晶和丰硕的成果，它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特别是那些渴望发展的国家和人民。当然我们的传播方式是不强加于人的，是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真诚探讨，共同发展。
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已经是破解世界贫困问题、和平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只有实现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与发展，才能真正使这个世界和谐，健康、稳定的前进，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世界性的经济难题、深层的社会矛盾就别想消除。发展中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其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一小部分。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世界总产值高达79%，而占世界人口84%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仅为21%。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自从1971年联合国确定“最不发达国家”这一类别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已经由25个增加到50个，而同期，从最不发达国家中“脱贫”的国家只有博茨瓦纳一个国家。
国际社会也曾关注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并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例如20世纪8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先后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1989年，曾在世界银行供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尔后被进一步系统化为十项政策共识，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这种基于西方观点的政策措施，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以援助为交换条件，得以在拉美以及东欧等国家推行，其结果是那些实施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好的发展；俄罗斯和东欧出现了10年的倒退，拉美也经历了“失去”的十年。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并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的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困。总的来看，“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然而，中国近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上已经有人把中国的发展称为“中国模式”。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坚持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成就。中国人创造性的借鉴前人和东西方有关的理论和经验，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的发展理念超越了具体教条的生搬硬套，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对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的作用。（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害怕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要选择发展中国家作为突破口，第一是因为发达国家不会允许中国从他们那里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他们的民众会有最直接的感受），比如中国的中海油公司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无端失败就是一例说明，是政治压倒经济的结果。2009年6月，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收购案因为力拓的毁约而宣告失败，2011年中国的华为收购美国公司，走完了全部程序，但最终被美国总统否决，又一次清楚的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正如美国《财富》杂志所说的“美国只允许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不允许中国购买美国的实体经济。”（中国的青岛海尔在美国是从事美国人并不生产的领域，与其竞争的都是日、韩等国的产品，而且市场份额不高，不妨事。联想并购的IBM是个人计算机部分，当时IBM在此领域已不可能有前途，成了个“鸡肋”，有点甩包袱的意思，但仍然也是困难重重。）第二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的帮助，有句话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恰到好处说明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产品、技术和管理能力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现实当中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资金和技术，基础条件薄弱。（长期被殖民地统治，充当原料集散地与市场倾销地）。而发达国家的资金（包括国际组织的资金）都附带很多条件，包括政治条件。有些是发展中国家作不到的，有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有些国家在与非洲合作的过程中，更多的注重短期的利益，表面上是给予资金的支持，实际上却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机会和不合理的市场价格实现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如非洲国家和资源开发的大部分收益被西方公司垄断，一些债权国和ODA捐助国把“民主”、“人权”、“政治改革”等作为附件条件，蔑视非洲当地的民族特性、文化传统和发展理念，（西方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优越感。）有些项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扩大捐助国的出口市场，而不是促进非洲的经济增长。只有中国的资金和援助是不带有歧视性的，也不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因此是他们十分需要和欢迎的，也是互惠互利和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如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能从全球化发展当中受益，而且被边缘化了，那他们是不会支持全球化的，（在最贫困的国家里现在有这种苗头），这样的全球化也是不可持续进行的，因此必须有人站出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并不十分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这已经可以看的很清楚了。而中国呢？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中，过度依赖所谓的出口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弊端，而这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这条路的可持续性是没有的。因此作为替代也好，另一个支柱也好，中国必须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必须要履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也只有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才有能力去制衡西方发达国家。而现实是我们自己还没发展起来，就要承担这么大的义务，是否合适与可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所倡导的是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大家是平等的，因此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中国也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实际上是不必太担心的。）事实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把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当做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中国在给他们提供急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之外，帮助他们提高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也使他们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中国的国内市场，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其结果是促进了双方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带来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这对发展中国家也极具吸引力。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始终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等，正因为如此，许多非洲国家的学者专家认为非洲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中获得了“自尊”，认为“非洲国家从中国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一种认知的变化，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非洲国家也可以为这个世界贡献些什么，而不是要从外部世界得到什么了。”我们应该清楚——发展无止境。面对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如袖手旁观已不可能也极不现实和错误，只有迎难而上才是正解。（俗话说钱花哪儿，那好。）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不过是迟早的事，与其晚点来，不如早点来。总之，只有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当中发展起来，收到益处，这样的全球化才有普遍性和可持续性，才是真正的全球化。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等这帮老牌的帝国主义翻过身、缓过劲来，中国再想如此就难上加难了。
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就是要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世界各国的参与合作才能实现。而我们的基础是互利共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那我们是实现不了自己的发展目标的。从国际上看，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汇率升值过快会损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而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必须要在该领域保持相对长期的竞争力优势。（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仍将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尽管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并在东部一些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现象，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以及大量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总体上的劳动力仍是过剩的，就仍会保持劳动力的优势，仍将是全球劳动力的主要市场。）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建立起来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很难整体对外转移。（也不能对外转移，产业自主是一个大国必须要具备的生存条件）。中国在高、中、低端产品的优势仍然无可替代，尽管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但竞争力仍是决定性的因素，各国老百姓的刚性需求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点不会因为贸易保护就发生根本改变。中国是最适合大力发展“南南合作”的国家，只有中国有这个条件和能力，而且中国正在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正努力向创新型国家发展，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一旦形成，会继续推动中国的出口，因此中国需要更广阔的市场。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完全具备发展经济所需的要素，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获取和优化配置这些资源。另据中国国土资源部预测，到2010年中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矿产品中大部分矿产品都难以满足需要。2006年5月25日，在北京科博会“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淑和表示，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费方式，2020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达4.5-5亿吨，原油缺口可能加大到2.5-2.7亿吨。而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预计，到2020年世界石油总产量为58.3亿吨，此非可贸易的数量，还包括产油国自身的需求，到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7.7%-8.6%。目前每年全世界石油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量为22-23亿吨。以此推测，2020年世界石油可贸易量即使增加，也不会太高，最多在30亿吨左右，则2020年中国石油缺口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8.3%-9%，由此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原油进口依存度将高达55%—60%，天然气进口的依存度为30%—50%。
与13亿的人口相比，中国不是地大物博，而是地大物“薄”。中国煤炭人均可采储量98.94吨，仅为世界人均的53%，石油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的15%，天然气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3，排名第88位，是全球13个贫水的国家之一，森林覆盖率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中国铜和铝的人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6和1/9，中国的铜、铅、锌等矿产现有储量的动态保障程度只有十几年，铝土矿保障程度不足20年，铁矿的保障程度仅有30年，也就是说，今后中国的发展，资源肯定会拖后腿的。目前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的是，我们现在有了一批比较有实力的企业，涵盖的领域也比较广，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是必然的选择然；中国现在有充裕的外汇储备亟待消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是全球第一，该是考虑如何花钱的时候了。）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举世公认，来自中国的经验，愿意借鉴，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有很好的互补性，中国的产品、技术比较适合他们的需要，双方合作的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不仅仅是个机遇，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步骤之一。它对于实现国内的科学发展和世界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获得国际资源与市场的需要。而且中国企业需要在“走出去”的过程里成长壮大，要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里获得生产、管理、研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把自己锻造成世界级企业，不实际的参与国际竞争，不走出国门是没有切身体会的，也不可能把自己培养成世界级的知名企业。其次，只有“走出去”的实施，才有利于创造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只有在国际市场里发展我们的势力，才能改变当前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同时，“走出去”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合作伙伴，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软实力拓展都是实实在在的补充和帮助。最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合作的机会多，需求很大。而挑战也是实实在在的，如何规避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风险就是需要我们逐一去研究的问题；如何实现合作、发展的效益，确保可持续性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而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就要在其中起积极的作用，就要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谁都难以阻挡的，是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正确对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中国是件好事，对发展中国家、对整个世界都是件好事。如何以创新的思维来实施我们的发展大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步骤之一，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一些其中的问题，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但还不够，唯有集思广益，集中政府、民间等各种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取得更广阔的空间。难度当然是有的，但比起1978年的改革开放，1984年的创建经济特区，这些困难就小的多了，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特有的优势使我们一旦决定起来，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