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系家庭与国家的家庭政策理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为公共领域介入家庭事务的行为提供合理性；二是为被定义为合法的介入行为找到恰当的实施方式；三是为家庭政策自身发展找到一定的动力。可以设想，如果家庭政策理论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被“有相当数量的人和颇具影响力的群体或极富性格魅力的个人”认为对社会构成威胁的社会环境是“能够得到解决或补救”的。这也正是家庭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本节的重点不在于从古至今细致地梳理其理论渊源，而只是试图从社会历史学的视角介绍与论述在历史上比较有影响且代表某种发展方向的理论，即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社会冲突理论的家庭政策观。
2.2.1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源于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17世纪。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和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速度的迅速提高以及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增强了资产阶级对新兴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心。这使得个人依靠努力就能实现经济自立的观点逐渐得到越来越大的社会认同。古典自由主义进而认为，被损害者的不幸遭遇完全是其个人不努力所致，因此如果建立机制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只会纵容这些不思进取的不劳而获者。而这将既不利于社会团结，也不利于社会财富的持续创造。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坚持“归咎于被损害者”的社会问题解释理论，过分地强调个人的缺陷而忽视了社会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如“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社会分层、政 治 斗争、种族冲突和权力不均衡等”因素的关键作用。这些差异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对家庭政策的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首先，确认了核心家庭的重要性。古典自由主义宣扬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认为自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享有改善自身境遇的不受约束的自主权。可以使个人在与家庭成员的相处中实现自身的自由，从而也能在功能上维系社会秩序。新自由主义对合作关系的重视潜在的说明，它支持的是传统核心家庭模式。而其他的家庭类型，比如，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家庭，则因为缺乏与他人长期而稳定的合作而只会导致社会的衰败。
其次，肯定了政府承担向家庭提供帮助的责任。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贫穷与饥饿是人们没有努力工作、违反了与上帝契约的报应。因此，对那些贫弱者给予同情与帮助是家庭、朋友及亲属相互关系中应承担的行为责任以及教会和社区基于对理想道德的塑造而进行的私事，它不属政府或市场管辖的范围。政府只有在包括家庭在内的其他途径都失效的情况下，才可以介入家庭领域。这种补缺式的观点严重制约了家庭政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则截然相反。它认为，影响人们成功的不利条件既包括个人因素，同时也包括社会因素，因此，理应摒弃谴责受害者的传统政策途径。“制度性歧视产生于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把受压迫的群体排除在社会资源和权力外，然后对他们的失败大加指责”。要根除制度性歧视，必须从改革社会结构入手，这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
最后，扩大了家庭政策的干预范围。古典自由主义与补缺观点相联系，认为家庭津贴应发放给“真正的贫穷者”，而对那些能够照顾自己的人则几乎不予帮助。它仅为国家提供了介入家庭领域的有限途径，即只有在市场与家庭的自身调节功能都失效以后，国家才承担帮助有困难的个人与家庭渡过难关的责任。与此同时，政府不是无条件地为这些弱者提供帮助，接受帮助要满足家计审查式的资格审查以证明家庭自身确实缺乏自救的能力。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家庭政策应该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方面。获得家庭津贴及相关服务是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国家应该为所有家庭提供基本的帮助。因此，不论个人的就业记录和收入状况，每个有需要的人都有权利获得国家提供的家庭津贴。这是家庭政策的补救方式，这种计划旨在预防问题的出现，而不是在事后进行补救。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为家庭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但它仍然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因此也就限制了家庭政策的深入发展。比如，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家庭有获得国家提供福利的权利，但是并不赞同完全由国家和政府来提供福利。相反，它认为福利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心和自立精神，并且在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为了解决福利国家的弊端，因此必须选择福利市场化的道路。这种观点无疑限制了家庭政策在政策工具与政策动力上的发展。此外，新自由主义还强调政府只负责提供诸如社会救助等最基本的福利，这对家庭政策客体的拓展也形成了制约。
2.2.2 社会民主主义
19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通过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得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随着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继执掌政权，社会民主主义走向兴盛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团主义的侧重、对充分就业的不懈追求、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之认为国家不仅必须而且应该更加深入地介入家庭生活。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国家福利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根据这些思想，可以概括出社会民主主义在家庭政策上的主要观点：
第一，对家庭政策起源的多元论认识。社会民主主义者采用多元视角来分析家庭政策的起源：他们认为工业化与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凸显了家庭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必要性。他们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反抗及为改善社会的斗争，是家庭政策得以扩展的主要原因。他们也肯定民主机制的作用，认为没有民主制度，工人阶级对社会福利的诉求就不能转变为有效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民主制度赋予了工人阶级的代表以一定的参政议政权力，这将有利于其在议会中推动家庭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保障了工会力量的增强、公众对社会公正与团结的诉求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的影响的增长，这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弱势阶层的福祉，社会服务机构会向政府施压，倡议家庭政策的改革及扩展。而工业化带来的大量物质财富，则使政府具备介入家庭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能力。
第二，对家庭政策功能的肯定性认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家庭政策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消除贫困，通过向某些特殊类型的家庭提供帮助，可以改善弱势群体的困境，减轻社会上出现的苦难和满足社会的需要；推动经济的繁荣，作为一种对福利的投资，家庭政策如家庭补助金不仅可以改善受助人的贫困状况，而且可以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直接创造需求和刺激生产；实现社会整合，通过向全体家庭提供福利，使底层社会有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以建立更公平的社会；鼓励利他主义，通过家庭政策提供的社会福利，鼓励民众向他人付出关怀和支持给予使利他主义可以得到发扬光大。为了充分发挥家庭政策的功能，就需要给予所有失去工作而使家庭陷入困境的人应有的补偿。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福利国家的目的，必须依据普遍化的原则，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福利。
第三，对家庭政策工具的市场化认识。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无危机的增长是可能的，只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力利益的双赢。因此，要使福利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通过国家的权力驯服市场的任性和盲目。
总之，社会民主主义坚持家庭政策的制度化观点。在他们看来，家庭政策应发挥安全网的作用，其功能不在于当人们的需要出现问题时向人们提供补缺式的帮助，而在于当市场、家庭或个人的正常功能失灵之时对前者进行修复，它发挥的是预防需要出现问题的作用。社会民主主义者将家庭政策视为和家庭、宗教、经济制度以及政府一样的制度化角色。这种制度化观念不仅体现了社会党代表与救助社会中下层的特点和传统，而且还具体反映了自由、平等、公正、团结和相助等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
2.2.3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崛起的最重要的社会学流派之一。由于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普遍繁荣与稳定的局面，从而促使这派理论强调社会系统在稳定、均衡中发挥功能，而否定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利益冲突。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构成的整体系统，各部分之间具有不同的功能并相互依存。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的特征，家庭既受到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制约，同时也对后者产生影响。当其中任何一极遭受力量被削弱、功能被破坏的威胁时，其他两极将会发生调节与协调的作用，以便恢复被内部和外部力量破坏的系统平衡。只有当三方力量对家庭的功能及地位观念一致时，由国家实行的家庭政策才会处于由稳定与秩序所支持的社会常态，而不是基于强力与分歧的冲突。具体来说，结构功能主义对家庭政策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家庭政策本质和功能的系统论认识。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家庭政策是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制度措施之一，具有促进社会秩序稳定和优化行政效率的功效。家庭政策受文化系统的控制和人格系统的制约，同时也对后者产生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相互支持的关系，共同保证整个社会系统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如果家庭政策内部或家庭政策与其他系统之间的交流出现了问题，导致承担角色的行动者对同一组价值规范未达成认同，那么秩序、均衡、适应、稳定、整合、协调等现存系统必需的因素也会随之受到破坏。为了避免社会结构发生偏离，就必须通过建立与强化社会化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来维护统一的价值体系。由此可见，通过理性决策的过程形成家庭政策，并通过家庭政策措施在社会中发挥实质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能够促成社会系统的整合。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家庭政策应该规划出不同的政策措施。如为了维持整个社会大众的生存权和健康，必须设法降低家庭在医疗中的负担并建立医疗保险制度。
第二，对家庭政策发展动力的结构论认识。由于分析视角及侧重点的不同，结构功能主义的家庭政策理论主要分为经济决定论、聚合理论与共识理论等不同流派。经济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社会福利的实际发展。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环境的变化是家庭政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家庭政策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工业化与城市化等经济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创造了新的福利需求并导致福利国家的发展。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时最有道德的方法，它显示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爱心和慈善精神，家庭政策源于人们逐渐加深的社会责任感和人们不断发展的对需求的认识。
总之，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结构本身的成长过程（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加速社会的成长变化）与结构变迁（由工业化、都市化和科层化等推动的结构分化功能）这两种结构性因素对家庭政策的产生起主要作用。这两种因素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福利需求，并形成所谓的问题压力。这种压力的释放表现为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人们承受着因市场失灵所导致福利供给不足的恶果，于是希望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促使政府转向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机制运作的轨道上来。因此，为了使社会系统保持整合与均衡的状态，政府向家庭提供福利服务。家庭政策的兴起与发展正是由此而来。这种干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对社会结构功能分化的功能性反应。
虽然结构功能主义的家庭政策理论包含许多合理的成分，如重视家庭政策与工业化、城市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家庭政策发展程度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府干预家庭福利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然而，由于结构功能主义在分析影响家庭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上，更重视经济与工业技术的因素，因此存在单因素决定论的缺陷；在研究家庭政策的本质特征上，它只重视家庭政策存在的客观性、技术性和操作性，而忽略其具有的主观性、价值性，因此存在客观主义决定论的缺陷；在探索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它只看到了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因素而忽视了导致分裂和矛盾的因素，因此存在片面主义的缺陷。正是因为存在这些缺陷，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结构功能主义的家庭政策理论有被社会冲突论的家庭政策理论取代的趋势。
2.2.4 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理论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和对立物提出来的，以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Dahrendorf）与美国社会学家科塞（Coser）为主要代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增强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已知世界。社会冲突论提出了社会冲突来源及功能的思想，将社会体系视为分工、敌对、异议、冲突、非整合和变迁的系统。在社会冲突论者看来，社会体系的冲突源于利益、稀有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均。个人或团体对有限的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必然导致社会体系的冲突。但是冲突并不是一种破坏社会在总体上顺利运转的偶然因素，相反它是社会中的一个持续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因为只要冲突不直接涉及基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就不具有破坏性的性质。只要将冲突的原因加以疏导，就可以将冲突限制在维持现有社会政治框架内，从而维护有利于各方的社会秩序，并且将冲突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进而可以促进或至少是有益于社会的变迁。
社会冲突论提出后，一些学者尝试将其运用于家庭政策问题的研究。其主要观点有：第一，对家庭政策产生根源的冲突论认识。由于社会始终存在团体冲突和阶级冲突，因此，家庭政策的存在并非是社会价值共识的产物，而是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结果。不同社会行为体，如工会、利益集团与雇主之间在“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中的现代社会冲突，至少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发展，增强了家庭问题的可见性，从而有助于其在政府议程中出现。第二，对家庭政策功能的缓和论认识。家庭政策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它所提供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公民的基本需求。这样，个人的幸福就取代了经济斗争，从而降低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发生的可能性，有效地防止了社会滑入失范的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通过实施家庭政策，统治阶级得以稳固与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第三，对家庭政策性质的规范论认识。在一个矛盾丛生、犬牙交错的现代社会中，为确保从冲突到革命的进程不至于惯性地滑动，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与阶级冲突，统治阶级通常会积极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地缓解矛盾，以便让矛盾在和平的冲突范围内发生、发展。这样，在统治阶级有意为之的条件下，家庭政策的更新与发展就由统治阶级创新与改进规范的动机逐渐转变为现实。这就使家庭政策措施具有规范性政策的特征。
与结构功能主义相比，社会冲突论在家庭政策理论方面存在以下三个显著的差异：第一，对社会结构解释的角度不同。社会冲突论是从动态角度来解释社会结构，结构功能主义采取的则是静态视角。第二，对家庭政策的诠释途径不同。社会冲突论遵循的是一种演绎逻辑，是由社会学理论演绎而来的对社会福利现实进行的解释。结构功能主义则遵循归纳逻辑，是从实证研究中归纳出原理原则。第三，对家庭政策的观念基础的态度不同。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家庭政策以共识观念为基础。社会冲突论则将不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融合视为家庭政策的观念基础。社会冲突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共识形态，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孕育了不同社会结构中不同模式的家庭政策。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冲突论在家庭政策上的主张与影响难以截然分开。没有哪一种理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各种理论都对家庭政策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作出了贡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难再找到纯粹的自由主义社会制度或是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甚至这些理论的标准理想或政治主张之间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清晰。各种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由于多年来各个政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而相互渗透、难分彼此。每个党派在执政期间都竭力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体现在家庭政策中，但是无论哪个执政党都不可能完全改变过去的社会制度。所以，即使在像北欧那样比较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里，其家庭政策方案也仍然带有自由主义和社团主义的痕迹。家庭政策正是在吸取了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