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章主要通过讨论童年的结构化和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展示关于社会空间对儿童生活方式的限制和约束。我们认为，在任何文化中，年龄、世代和时间对于童年的形式有着同样重要的限制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也可能是儿童的主体性增加的原因。因此，本章将继续对新童年社会学研究中正在出现的理论可能性的范围进行讨论，并论述童年来自它的时间性这一问题。
同时，童年也是我们成人所喜爱的对过去时光的记忆，是对我们自己童年生活的直觉；童年通过人类共同的生理发展生物学和认知潜能得到统一，但又由于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受到不同社会背景的文化规定而完全不同。因此，尽管各代人对年龄的期待以及各个年龄段的能力是特有的，但它们又都是个体化的、可以进行即时协商的。
这就是时间对儿童的体验的塑造，这里我们要详细阐述塑造童年独特性的特定时间框架。聚焦于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超越对于年龄意义的认识，年龄不只是我们在考察更宽泛的时间过程对儿童经验和活动方式的塑造时，作为解释儿童生活经验（见“一个童年还是多个童年？”一章）的一个重要变量。根据最近一些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提出的观点（Adam，1990；Bergman，1992；Hassard，1990；Gell，1992），例如，很明显现在仅仅论证年龄类别———如童年或青少年这样的年龄类别———完全是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建构是不够的，它应该用于在不同文化中解释生命历程中时间的流逝。
跨文化研究现在已经提出了这种不容置疑的（尽管可能是有问题的）的观点（见“童工”和“一个童年还是多个童年？”两章）。相反，要完全理解“年龄”对儿童活动时间的限制，我们需要对时间的结构或秩序与它的主观体验之间的互动投以更多的关注（Hassard，1990）。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儿童的日常生活，因为它们随着时间变化展现出不一样的童年。童年的时间框架———它为儿童的生活和体验提供了形式和模式———因此部分地是由儿童自身活动的时间流动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儿童自身促成了童年结构的时间性。
这样一种观点为本书中所考察对童年的研究带来一种内部紧张：在两种方法之间得到创造性的理论联盟的可能性有多大？一种方法强调童年作为社会的结构条件的重要性，另一种则强调从年轻人自己不断变动的自述中收集经验资料对于我们理解童年的重要性。如果这样一种联盟是可能的，那么从理论上它们会为我们理解童年的连续性和变化性或对儿童经验的普遍性（或不普遍性）带来什么影响？对童年时间的研究让我们可以开始探究这些问题。
尽管在当代西方社会童年可能主要被认为是一个年龄类别，但本章认同一种年龄关系优先权的观点（ageingfewpriorities）。时间是一个定性而不仅仅是定量的测量手段，年龄随着“时间流逝”就被看作众多维度的一种时间维度，儿童通过年龄维度对自己定位自己或被作为人在社会中被定位。
与前社会学和传统儿童理论（见Tesson和Youniss，1995）的内在的线性发展和决定论不同，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考察童年作为时间现象被规定的各种方式。在本章中，关于年龄和世代的经验争论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对时间框架的探讨中进行的，围绕这个时间框架，关于儿童的不同观点被串联起来，任何特定的童年的表现都可以从这个框架中得到启示。两种不同的但又必须相互连结的时间框架构成了我们的思考：童年的时间·（thetimeofchildhood）———即童年作为生命历程中一个独立的时间段，是如何被嵌入某种特定文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儿童的时间·（timeforchildren）———儿童对童年的时间节奏的体验和参与，由此他们的生活得以开展。
不同时代的童年
在各种文化中，关于时间流逝的体验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和象征得以表达和抒发。生态学的时间框架，主要在农业和前工业时代非常普遍（EvansPritchard，1940；转引自Gell，1992，第15—22页），它把个人生活中的时间流逝与自然世界的节奏联系起来。而在工业化社会中，年龄增长受到精确的计算和测量。如阿里耶斯（1962）所说，官僚的工业经济的要求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年龄”———年龄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文件里———但这些精细计算仍然可能会受到对于时间流逝的定性评估的影响。
例如，欧洲社会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时，就会想到自然界中时间的循环性。人类生命具有线性，死亡代表结束的终点，人们可能会通过来自自然界的隐喻将死亡转化为一种连续的不断更新的循环。人们通过想象儿童的年轻来能唤起希望和对死亡的拒绝接受（HockeyandJames，1993，第27—30页）。但是，这种对于时间的判断只有在濒临死亡时才会在脑海中出现。它们也渗透在我们更为世俗的想法和情绪中。正如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1980）所论述的，时间在工业化社会中已经被隐喻为商品，我们能用尽它，能计划或浪费它。因为它对于社会身份具有如此特别的时限性，所以这种观点把时间看作珍贵资源，进而以特殊的方式来将生命历程框架化。生命可以采用冒险或不负责任的方式来浪费，也可以进行认真的保护和投资。年轻的生命可能会出人意料地由于疾病或意外而早逝。人们对于他们过早的死亡进行哀悼，这表明他们的价值和那些活得太久已经成为亲属负担的老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就是强大的时间意像，它超越了语言论述，在日常生活中执行獉獉着。人们从质量上领略着生命历程持续的时间流动，人们理解它，评价它，而不仅仅是计算自己和他人生活中的时间的流逝。这一过程进行着身份分配，一些人———弱小的———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HockeyandJames，1993），与此同时，儿童由于其未来性则享有优势（Jenks，1996b）。这样一来，对时间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它不仅存储年龄增长过程的特点和节奏，它还塑造着年龄增长的过程。对于童年的结构化和建构主义者解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时间观而建立起来。追随阿里耶斯的开创性研究（尽管对这项研究有一些批评，见Pollock，1983；deMause，1976；Wilson，1980），我们将以这样一种观点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现在欧洲的童年形式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它不是对生命历程早期的完全正确描述。提出这一观点的证据来自17世纪的英国，当时，严格的纪律制度加强了清教徒对于儿童潜在罪恶的关注，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这种罪恶的“儿童”形象被一种更宽容更开明的形象所取代，这种形象就是儿童之于外界潜在危险的脆弱性（HockeyandJames，1993，第63—72页）。恩纽（1986）认为，20世纪的西方童年已经成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其特点是社会依赖性、无性别、开心的义务以及有权利受到保护和训练，但没有社会和个人自治的权利。
社会人类学家为这种“不同”童年的历史观察加上了跨文化的研究证据，他们发现儿童的社会体验和社会对儿童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Briggs，1986；Reynolds，1989，1996；Stafford，1995；“一个童年还是多个童年？”一章）。这重申了童年不仅是一种自然事实，而且更是对这种事实的解释。这就是说，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儿童”都不仅是年龄增长过程被定量解释的结果，更是被定性解释的结果产物，而不仅是被定量解释的结果。尽管承认这一点使得本来熟悉的生命历程类别马上变得有些陌生，但它的优点是让我们转向了童年的生物学基础的文化建构的相对性（见“身体与童年”一节）。对儿童和年轻人的本质和能力的期望不再与生理发展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儿童”或“成人”身份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时间流逝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例如，在马来半岛，成人社会资格是必须获得而不是简单的达成的：孩子的诞生就标志着获得了成人身份（Howell，1987）。相反，在豪萨，一个女孩在10岁时与她未来的丈夫订婚，她的女孩身份就自然结束了，她将开始承担起作为妻子的社会责任（Schildkrout，1978）。
这两个相反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任何对于可能是儿童的解释都必须考虑到年龄和身份的概念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交织和嵌入的特定方式。正如特纳（Turner，1989）指出的，年龄增长和年龄群体是社会分层的重要特征。
并且，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儿童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身体的不成熟。
尽管“身体与童年”一章将对社会建构主义者对身体的解读提出质疑，这里我们先略作论述，赖特（Wright，1987）展示英国社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对年龄很小的儿童的身体的独特性重新定义，并赋予了婴儿身体这样一个名称。在这个意义上，“婴儿”这一用来描述生命历程非常早期的年龄类正如LaFontaine（1986）论述的，“儿童”一词可以作为关系（kin）类别，也可以作为身份类别。
别，本身是受到历史的时间限制的：新的关于“婴儿时期”的观念从一系列特定社会的、经济的、科学的、政治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赖特认为，婴儿时期在1890—1915年的英国被重新定义，这主要是对当时医学和卫生保健实践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回应。细菌病原体模式的出现，对婴儿死亡问题特别是防止普遍的婴儿死亡的新方法带来新的启示，在此之前，一般认为婴儿的普遍死亡的原因是“夏季腹泻”。医学知识的发展和幼儿福利实践的专业化相结合，以及国家为降低死亡率而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越来越多的干预，将婴儿期放置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新的健康访问员队伍鼓励工人阶级女性进行母乳喂养，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自然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母亲和养育的适当的表现方式，更现实的是，它被认为是防止婴儿死亡的最成功方式之一。到20世纪初期，新生儿死亡不再被看作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生命现象。它现在不仅是大家不愿发生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赖特（1987，第197页）写道：“就像格式塔转换（gestaltshift）一样，这种转变完全改变了婴儿时期，并使那些曾经理解为什么他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的人更难理解了。”由此，19世纪晚期对婴儿期的社会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生命历程类别历史可变性的具体证明。
作为生命历程一个时期的童年
上述对婴儿期作为一种新的时期在19世纪的英国产生的叙述，凸显了考察“童年的时期”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与特定的历史时刻被赋予形式的结构化方法的重要性。正如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83）所指出的，20世纪医学知识的增长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同类型“儿童”的出现，根据一些“标准”儿童的理论模式将儿童区分为不同的概念类别（见“身体与童年”一章）。
尽管童年显然可以被看作任何社会结构的永久特征，但定义和规范这一“童年”概念空间的特定社会和文化参数以及用以支撑它们的效能，都是具有时间性和世代性的。因此，任何对于儿童生活中“童年”的解释，都必须承认这种历史的时间建构的影响。
这种视角甩掉了曾被认为是必须的生物决定论的束缚，它在童年社会学和人类学上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James和Prout，1990b），甚至在发展心理学中，近来的研究也开始强调童年类别的可变性。例如，布莱德利（Bradley）的开创性研究（1986）要求我们重新考虑传统儿童发展研究的主要人物们所提出的童年。布莱德利质疑了不同解释中所呈现的幼儿时期视角，他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幼儿时期的时间特殊性。这些科学家们对童年时期的观点不仅是他们对研究主题的特定倾向的反映，也不可避免地是他们作为科学家研究和写作的历史社会关系的产物（见“研究童年”一章）。近来，斯坦顿罗杰斯夫妇（1992）提出的观点直接对关于“童年”的思考的时间性进行了评论。在应对他们所说的儿童问题研究的转向时，他们阐述了童年作为社会制度和生命历程类别的各种途径已经通过科学和大众话语获得了认可。他们认为，这些童年的故事不仅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被生产出来的（Burman，1994；Morss，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