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叫头儿的警察从后面出来说：“很有可能，有人从后墙上抓着绳子溜下崖去跑了。”他说着走向吴先生问道：“是不是？是什么人从后面溜走了？”
吴先生抬头望了望说：“不知道，没看见。”
领头儿的警察说：“你不说是吧，好。”他头一摆说：“带走。”这时树生的父亲走近说道：“各位老总，这吴先生是我店里的账房先生，是怎么了？你们要带走他？”
叫头儿的警察说：“怎么了他清楚，我们带他去问问话。
“他可是在我店里已经几年了，请你们放心。”树生的父亲一边说，一边给警察往手里递纸烟，院子里的颜老二凑上前来，指着树生的父亲说：“这是杂货店的老板，吴先生就是他店里的管账先生，我们同在一个院里几年了，不会有事的。”接着，晁掌柜、牛裁缝也凑近了附和着说道：“就是就是。”可是领头的警察手一挡道：“去，去，去！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戴礼帽的人，被叫作头儿的警察叫道：“来，来，来，你看看这个人足不是？”戴礼帽的人上前，围着吴先生转圈儿看了一遍，摇了摇头。
这时从外又跑进一个警察说：“南门口的保安团逮住了一个红军探子，还是个女的。”
领头儿的警察说：“我们也拉住了一个，走，带上这个人走！”接着几个警察推推搡搡的，推着吴先生往外走，树生的父亲上前去拦，被一个警察捅了一枪把子，他打了一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
吴先生说：“掌柜的，不要怕，没事的。”
吴先生被带走了，树生的父亲把腿揉了揉，一瘸一瘸地跟，在后面，向警所走去。但是，他还是被挡在了警所的外面。他守候了有一个时辰，没办法知道里面的情况，他瞅见门口一个站岗的警察面熟，走上去递了烟点了火。那站岗的警察曾经到过他的店铺里，也认出了他，说道：“回去吧，贾掌柜的，都半夜了，明天再来听消息吧。”他没办法，只得又一瘸一瘸地走了回来，树生的母亲问吴先生的情况，树生的父亲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上，他打发李祥给吴先生送饭，站岗的警察不让进，难为李祥去买了一包烟给警察，才让进去。
到了第三天，还没有见要放吴先生的消息。吃过早饭，树生的父亲安排好店铺里的事，准备亲自去打探一下情况时，两个警察找上门来问道：“哪位是杂货店掌柜的？”树生的父亲说：“我就是，老总辛苦，有啥事？”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头儿叫你去问话。”树生的父亲抬头看了看，然后跟了去。
原来，吴先生在树生家、杂货店里的迎来送往，已被当局注意多时了。他和乡党驼子的来往，给冯世强在学校门口给信，接送过往东山、别人都不认识的人，和几次大量购买生活用品与药品。尤其是年前驼子之后，有人给杂货店送炭回去时，牵着的驴身上驮的大包小包的东西，被暗中监视的人发现，然后跟踪。后来，驼子在送药过游击区的封锁线时，被敌方阻截。黑地里，驼子为运送的药品和人的安全，有意跑到另外一条路上，用火镰、火石打火吸烟的办法，将敌人注意力引向了自己这边，在野地里兜圈子。黎明时分敌人发现中计后，将驼子打死了，但被运送的药品安全通过封锁地带。驼子之死和原来常到杂货店办货的事，引起当局对杂货店的特别注意。接着那天晚上，在树生家住的大杂院后院里又发现了疑点，还有吴先生被怀疑，所以，警察现在又来找树生的父亲。
说起驼子，他的家在青石峡东南，家里只有老伴儿和一个女儿，儿子在东山游击队没有回来，当驼子被村里的人发现并给抬回时，老伴儿正端了半碗洋芋擦擦，女儿手里拿了一块荞面巴巴馍在吃，家里低矮的土房里，除了墙角有一堆洋芋，什么也没有。鸵子活着时，为边区和游击队跑交通，手里经过不少钱币，还有银元和元宝，但他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块银元。贫瘠干旱的土地、穷苦的生活加上他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人的灾难。
3
吴先生被关押后，杂货店的老板，树生的父亲被警所不断地叫去问话，树生的父亲一口咬定吴先生是好人，他自己和吴先生什么也不知道，警所不听他的。树生的父亲回来后想了想，跑到商会里去找会长蒋德隆想办法，结果没找到，他又到蒋德隆的景泰绸缎行去找。树生的父亲第一次来到蒋德隆的商行，伙计把他领到内院里，院子是天井式的，院内两厢的房屋满排，房子不高，一律青瓦屋顶。屋檐下木板镶插，升格窗子横连，窗台以下、房檐台与院子全用青砖铺砌，院子不大，呈长方形很干净。
蒋德隆五十多岁，鬓角已有了白发，人福胖福胖的，为人随和豁达，中等个头儿，因为生意做得较大，又是商会会长，人称蒋老爷子。他在自己的商行里院卧室里，一身长袍马褂，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手里托了一个长杆旱烟锅，烟锅里的烟气满屋。据说老爷子不抽时兴的纸烟、水烟，只抽旱烟叶，烟叶还是专门托人从老家陕西带来的兰花烟。据说这兰花烟性凉，抽着不上火，还有止咳化痰的作用，所以他爱抽。
老爷子住的是院子里的三间上屋，其中一间是卧室，另外两间里，除有一张八仙桌之外，有椅子、书桌、衣架几件摆设，还有一件落地式大摆座钟。卧室与外间由雕花透窗隔断，睡觉的火床不大，却整间是木雕油漆的黑红色，床的幔帘很是讲究。他的家室另在城内，是一个独院，这里仅为其临时休息之处。他见杂货店掌柜的来找，又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商户、住户和陕西乡党，虽不同行业，平日疏于来往，但在商界年会与要事相聚时见过，便客气地笑道：“稀客呀，乡党快坐。”然后朝门外喊道：“来人上茶。”树生的父亲点点头，欠身坐在一边说：“蒋老先生，我那里账房的吴先生，被警局关了起来，我又说不上话，想请您老人家给通融通融。”
“嗯，听说了，你知道是为了啥事吗？”蒋德隆问。树生的父亲说了警局昨晚搜查寻人的事、和带走吴先生的过程。蒋老先生将那长杆烟锅从嘴里取出，说道：“近来国军战事失利，风声紧张，政府和警局这一伙儿，狗急跳墙到处抓人，真要扯到那一方面，戴上红帽子，还真不好办。”
树生的父亲说：“没有那事，他们也只是怀疑，我想仰仗您会长、老先生的声名面子，吴先生这人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弟弟，乡下的日子你不知道，特别难过啊！”
蒋老爷子吧哒了两口旱烟后停下，慢条斯理地说道：“没有证据就好，你也是为了他人，就你为他人着急这事，也说明了你那账房先生的人品，我去试试看，以商会的名义保他出来，但是恐怕得花一些钱。”
“这我知道，那就有烦您了。”树生的父亲说着站起身，又接着说道：“您看得多少，我去准备。”
蒋老爷子说：“不急，等我回来再说，不过不要只守着这一条道儿走，万一走不通……”
树生的父亲说：“我知道，我知道，只是再还想不出其他办法，全靠您了。”
树生的父亲从景泰绸缎行回来后，又让自家店里，不久前来的一个伙计到炭市上去打听，有没有东山乡进城卖炭之人，好捎话给吴先生家中。去打听的人还没回来，他却在自家店里，碰到东山乡进城赶集的人，便将话带了家去。
第二天傍晚，吴先生的兄弟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一同来到城南街，找树生家的杂货店，见到树生的父亲，对吴先生被捕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吴先生的兄弟问道：“掌柜的可知道，我哥关在哪里吗？”树生的父亲说：“警局的北城角监狱那里，关了不少人。”另一位说：“我们想去探望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树生的父亲摇了摇头，说道：“难说。”接着又道：“不过你老远的，从乡下赶来不容易，去求求人家，给门子上塞点钱，兴许还能见见。”两个人走了。
次日一早儿，商会会长、景泰绸缎行的蒋老爷子，传话给树生的父亲，让带上钱领人的时候，街上却传说先一夜里，北城监狱许多犯人跑了的事，城里面还在戒严搜查哩。吃早饭时，一队警察来到树生家杂货店里进行了搜查，树生的父亲还不知道吴先生怎么样了，但他想到了昨天晚上后半夜听到的枪响声。
原来吴先生的兄弟在家时被国军拉去支差，半路上偷跑后，参加了游击队。在得知哥哥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向队长作了汇报，游击队队长知道，吴先生是原州地下党建立的交通站的负责人，为边区和游击队，在敌占区传布党的政策消息，并周转过许多物资和人员。经过研究，他们一边报告边区政府，一边迅速采取营救措施。吴先生的兄弟来时，一同来的另一个壮实的、光脑壳小伙子，就是游击队的一位中队长，他们来的时候，就已制定了营救方案。所带人员随后到达，并在当天傍晚已分散潜入城里，在他们二人摸清情况之后，又与吴先生妻子的表侄、在这里看监狱的刘贵儿取得联系，便于午夜后实施了武装劫狱，帮助犯人成功地实施了越狱。
早饭时间，几个警察到树生家的杂货店里进行搜查，树生的父亲看着黑狗子们在自己店里肆意恶行，也不敢再去打听吴先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