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1190—1244年），契丹族，杰出政治家，蒙古帝国时期大臣。1215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攻占燕京，听说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向他询问治国大计。而耶律楚材也因对腐朽的大金失去信心，决心转投成吉思汗帐下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他的到来，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采取的各种措施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弃俗投佛，难掩才华。
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今北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他成长于乱世中。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一统之前的纷争阶段。金国最为强盛，占据中原，统治着北中国。但时过境迁，它的全盛时期已过，国势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虽是偏安于江左，但一刻也没忘记北上收复失地，不时地向北方挑战。盘踞甘宁陕的西夏，也有称霸中国的野心，乘机与南宋结交，在西北方向侵扰。真是诸强对峙，战事频生。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机崛起。铁木真自被本部族推举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汗”，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起的蒙古部族更是野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动进攻。金国对其咄咄逼人之势难以应付。
就在这一年，耶律楚材17岁，可以出仕了。因为他是当时金国尚书右丞耶律履的儿子，按照当时金国的规矩，他可以享有赐补省掾官职的特权。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了，所以他本人希冀参加正规的进士科考。金章宗认为旧的制度虽然不可更改，但是考试更可以发现人才，于是敕令他应期当面考试。在应试的17人中，耶律楚材风骚独占，掾吏之职自然如探囊取物。从此他便步入政界，此后还曾任职开州同知、左右司马员外郎。
成吉思汗确立蒙古军事政权后，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向四邻征讨。为了避免受到西夏的牵制，成吉思汗决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公元1205至1209年间，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使之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了。接着，经过周密部署，从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举进兵金国。已走下坡路却图谋压服南宋的金国，哪里是成吉思汗的对手。蒙军“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很快兵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公元1214年，金主完颜永济为了躲避蒙军南下的胁迫，委送其女入蒙，以和亲争得金国喘息的时间，同时，决定把首都南迁至汴(今河南开封)。耶律楚材全家随之南下。他本人被任命为左右司马员外郎，职掌尚书六部日常奏章，辅佐金国右丞相完颜承晖留守在中都燕京，时年24岁。
公元1215年5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克燕京。右丞相完颜承晖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看金朝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识绝迹于世，弃俗投佛，在万松老人(行秀)门下钻研佛理，一去三年。入仕后的艰难磨砺了耶律楚材。他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公元1218年，机会终于来到。成吉思汗既定燕地，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问询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虽然修身养性，过着隐居的生活，然而他时刻也没忘掉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他感到这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缘，所以即刻应召前往，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施展。
公元1219年，蒙古军队在对金国实施了一系列痛击之后，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于是，他们除了仅用小股兵勇继续对中原金地蚕食外，集中精锐之师，进行西征，攻打花剌子模国。
早在1204年，成吉思汗就开始了对西方的征讨，那时主要是征服西辽国。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最终灭掉西辽，使之领地尽归了蒙古。在征西过程中，中亚大国花剌子模曾与西辽结过盟。蒙古因此与花剌子模结下怨恨。近来，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未又背信弃义，杀死了蒙古派出的使者和骆驼商队，致使两国又生新仇。这旧恨新仇加在一起，使成吉思汗发誓要灭掉花剌子模国。
在西征开始的前一年春天，成吉思汗专程派人到燕京，召请耶律楚材随军西征。耶律楚材十分激动，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机会。因此，他即刻收拾好琴剑书籍，慨然上路。从燕京到成吉思汗的军营，相距甚远，且路势险要。但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耶律楚材报答亲顾之恩的决心和践行平生壮志的宏心伟愿。他出居庸关，过雁北，穿阴山，越沙漠，经过一百余天的长途跋涉，最终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西征出师的这一天，虽时值夏六月，却忽然狂风骤起，阴云密布，转瞬间大雪飘飘。成吉思汗有些疑惧，不知此为何征兆，于是立即把耶律楚材召至帐前，卜问吉凶。耶律楚材虽然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可以测知月食之期，但是他没有简单地按大自然的规律去解释天象，而是以一位精明的政治策略家的思维，在解释天象时添加了政治内容。他巧妙地利用成吉思汗和蒙古将士对天文、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又非常迷信的心理，以及蒙古军人对花剌子模国的行为义愤填膺、誓死雪耻的决心，毅然断言：“隆冬肃杀之气见于盛夏，这正是我主奉天申讨、克敌制胜的好兆头。”而成吉思汗也希望这是个吉相，听了此言语后，就发10万大军，离开也儿的失河，奔西南越过天山，向花剌子模国杀去。公元1222年，蒙古军占领了整个花剌子模和中亚，可谓兵锋西指，所向无敌。
此次西征大胜，成吉思汗认为与耶律楚材的卜吉有关。从此，凡他出战，必须有耶律楚材随侍身旁，预测吉凶成败，参赞军政大事。耶律楚材也正是利用这种机会，运用自己的文韬武略，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成吉思汗这个十分骁勇的“一代天骄”面对西征的赫赫战果，自然是崇武轻文。西夏人常八斤因善造弓弩而受成吉思汗的重用，这更增添了这位武夫的自恃。他不把文臣放在眼里，常常当着耶律楚材的面嘲讽说：“国家正是用武之际，像你这样的儒者，到底有何用处？”耶律楚材当仁不让，针锋直指地回敬他：“制弓需用弓匠，治天下者岂不用治天下匠？”这机智的词锋，巧妙的辩难，使成吉思汗内心大为折服。
在进军花剌子模国的过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负责在塔剌思城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饶，经济昌盛。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对于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意义重大。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继续西进的。公元1223年，成吉思汗结束此次西征，班师回国。
公元1224年，成吉思汗仍取道原来的路线返回。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曾向西夏征发军队帮助西征。西夏拒不出兵。成吉思汗当时无暇征伐西夏，发誓日后一定要给予惩戒。在西征归途中，他又获悉西夏与金国缔结和约。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成吉思汗立即决定征讨西夏。公元1226年秋，成吉思汗开始了对西夏的征讨。蒙古军很快就攻克了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肃州(酒泉)；当年冬天，攻克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灵州之战，西夏主力消耗殆尽。城陷后，西夏的首都中兴府已成了空架子。公元1227年6月，夏主请降。西夏至此灭亡。在攻打灵州这个西夏的军事重镇时，破城之后，蒙军众将士无不抢掠女子、财物，独有耶律楚材却取书数部、大黄药材数担。同僚们对他的行为甚是不解。不久，兵士们因历夏经冬、风餐露宿，多得疫病，幸得耶律楚材用大黄配制的药剂救命，所活至万人。这件事再一次证明耶律楚材慧眼独具、见识广远。
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9年，其间战争时间达7年之久。戎马倥偬，驰骋异域的环境，使得耶律楚材难以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冷落感萌生在他的思想深处。然而他坚信，实现美好的愿望、以儒术佐政兴国的一天终会来到的。
制定法令，稳定局势。
公元1227年的冬天，耶律楚材终于回到了燕京。在此前，蒙古帝国致力于西土战事，对那些业已归顺蒙古的州郡缺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所以，派往各州郡的长官常常是任情掠夺，兼并土地，有的竟随意杀人。其中，燕京留守长官石抹咸得卜尤为贪暴，所杀示众之人头挂满了市场。面对如此混乱的国情，耶律楚材非常焦急。他从巩固蒙古国长久统治的大计着手，立即奏请成吉思汗下诏颁律，控制社会的混乱局面。禁令颁出，即：“各州郡如果没有奉到盖有皇帝玉玺的文书，不得随便向人民征取财物；死罪必须上呈国家批准。凡违背此项命令的，其罪当死，决不轻饶。”由于此法得体，切中时弊，且惩治条文分明，贪婪暴虐之风有所收敛，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下来。
1228年，成吉思汗病逝。按照蒙古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理国政，是为元睿宗。
在睿宗监国期间，燕京城中社会秩序一度动荡，有一大批凶恶的强徒恃强暴夺。每天傍晚，尚未天黑，这些盗贼竟拉上牛车径往富户人家，去掠取财物。若尽其恶求，便掠财就走；如若稍有不从，就会惨遭杀戮。这些盗贼闹得人心惶惶，国无宁日。睿宗对此有所耳闻，认为只有耶律楚材可以处理好这件事，于是特遣耶律楚材和中使塔察儿进行治理。耶律楚材清楚，这些杀人越货之徒如此猖狂，谁也不敢阻拦追究，是大有来头的，因而处理起来会有很多麻烦，但他仍毅然进行查办。耶律楚材经过仔细查询，很快便弄清了这些强徒都是燕京留守的亲属及一些豪强子弟。耶律楚材在掌握大量的证据基础上，迅速地将触禁者一一缉拿归案，然后拟出法办意见。这些恶徒的亲族清楚耶律楚材执法不避权贵又不屑钱财，要想减免刑罚，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暗中贿赂中使塔察儿上。很快，耶律楚材便得知这一情况。他找到塔察儿，晓以大义，指陈利害。他指出此事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前途，若出以私心，处理得不妥，于君主与平民都无法交代。塔察儿听罢惊惧，深知有错，并情愿悉听他发落。耶律楚材见他知错能改，便继续同他一起对罪犯逐一审查，依法进行处置，其中16个罪恶昭彰、民愤最大的首犯被枭首于市。从此，巨盗绝迹，燕京秩序得以控制。
这两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耶律楚材治国的才干，因而高层统治集团更加增强了对他的信任。
公元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年。依照成吉思汗的遗命，帝位应继传给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但此时拖雷却没有任何移权的迹象。耶律楚材作为一个有智谋的辅弼，清醒地认识到汗位错置于国于民都不利。在最高权柄面前，古往今来，骨肉之间萁豆相煎之事并非罕见。除拖雷外，窝阔台还有个兄长察合台。此人向来性情缜密，为众人畏惧，也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假若三人真的计较起来，彼此不让，结党营私，岂不断送了国运？所以，耶律楚材与窝阔台面议，商议尽快召开“库里尔泰会”，决议汗位。
这年秋天，成吉思汗本支亲王、亲族聚集克鲁伦河畔议定汗位的承继人。会议开了40天，仍是议而未决。耶律楚材认为此事不可久拖了，便亲身力谏拖雷：“推举大汗，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应该早日确定。”拖雷说：“意见不统一，是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听罢，十分坚定地说：“此期不可变，一过此日，再也没有吉祥的日子了。”拖雷不好再拖下去，只能交出权力。这样，窝阔台就即了汗位。
窝阔台登基朝仪是耶律楚材精心拟制的。在此之前，蒙古族部落乃至蒙古国是没有朝拜仪式的。旧制简单，未足表示尊严。为了确保朝仪的顺利进行，事先，耶律楚材选中了察合台亲王作为带头执行者，并对他说：“您虽是皇帝的哥哥，但也是个臣子，理应对皇帝依礼下拜。若你下拜，就是做了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那么就没有人会有异议了。”察合台觉得此话有理，在正式的登基大典上，便率领众皇族和臣僚跪拜庭下。这样，耶律楚材一举除掉了蒙古国众首领不相统属的陋习，制定了尊卑礼节，严肃了皇帝的威仪。盛典进行得非常顺利。会后，察合台颇有感触，对耶律楚材称赞道：“你真是国家的贤臣呵！”
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才进入奴隶制社会。窝阔台即位以后，耶律楚材竭尽全力，定国策，立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在颁发法令之前，他首先规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误触禁网，按当时的老规矩必杀无疑的百姓们，不追究颁布政策前的法律责任，或给予从轻处置。这是抑制蒙古一向滥杀无辜，因获某种罪过而死者不计其数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同阁的一些臣僚嘲讽他，说此举实过迂阔。耶律楚材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反复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讲给太宗听，终得圣准。此项政策的实施安定了人心。
接着，耶律楚材便制定颁布了18项法令，使其成为官民遵守执行的准绳。这些法令包括官吏设置、军民分治、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这些采摭自中原的先进制度被列为蒙古国策的法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决策，为后来正式确立的元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这样不仅遏制了军官的骄横不法，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的势力，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
倡扬儒教，蒙古大治。
公元1231年，蒙古国经过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所以，窝阔台又把南征灭金的行动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南征这一思想，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已确立。蒙古灭掉西夏，就是为了吞并金朝扫清外围。西夏已亡，既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又使金朝丧失了犄角之助。窝阔台认为时机业已成熟，便大举南进。
耶律楚材了解蒙军以往作战的陋习：攻陷城邑之后，往往对城中百姓大规模杀戮。随着南征日期的临近，他深感不安，认为滥杀无辜不但使黎民百姓罹难，而且只能促其军队拒降。临战前，为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他进谏太宗，将河南一带的当地民众迁往山后，采金植田，让其远离战火；紧接着，又诏令金国逃难之民，降者免死。有人曾认为降者是危急则降，缓和便逃，还能补充敌人的兵源，实难赦免。耶律楚材以为不然，建议窝阔台策造白旗若干，发给投降的人民，令蒙古军士不能侵害他们。这样一来，不但拯救了无数无辜的黎民百姓，还使他们消除了对蒙军的仇恨，为蒙古军队顺利进军奠定了基础。
窝阔台渡过黄河，占据郑州，遣将军速不台围攻汴京。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守御。“震天雷”是以铁罐盛满炸药，点火引爆，可穿透铁甲；“飞火枪”系以铁管注入火药，引燃后能烧伤十余步之敌。汴京攻守战历时16昼夜，城内外死伤多达百万人。蒙军无速胜之法，金军无久守之志，双方于当年四月罢战议和。蒙军北退至河、洛，徐图破城之策。
蒙军思得良谋，遂派遣王戳赴南宋商议夹击金国。南宋同意了。蒙古在得到南宋的帮助后，再次派大将速不台围攻汴京。1233年，金国将领崔立发动汴京政变。金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城陷指日可待了。速不台奏请窝阔台：“金人抗拒持久，我军将士多有伤亡，待城陷之日，宜尽行屠戮。”耶律楚材听到屠城计划，急忙赶来劝阻：“将士暴露于野数十年，所欲得者无非是土地、人民。得地而无民，又有何用！”窝阔台仍然犹疑不决。耶律楚材见从公众的角度无法让窝阔台速下决断，便换了个方式，巧借私欲来打动大汗，说道：“奇巧工匠、厚藏人家皆荟萃于此地。一旦斩尽杀绝，大汗将一无所获。”窝阔台听了这一席话被打动了，立刻准其所奏，下令只把金国皇族完颜氏杀掉，其余一律赦免。从此以后，这条政策被设为定例，屠城的做法被废除。
四月，蒙军入汴京。当时为躲避战乱留居汴京的有147万人，都得以保全性命。假如没有耶律楚材的力谏，恐怕这些无辜的百姓都成了金国的殉葬。
次年正月，蒙、宋合兵攻入蔡州，灭了金国。
金亡之后，西部秦、巩等二十余州长时间都不能攻克。耶律楚材献计说：“往年蒙军获罪，多有逃往此地者。因恐新旧二罪并罚，故以死拒战。倘若许以不杀，将会不攻自灭。”窝阔台下诏赦免逃亡旧罪，又宣布废弃杀降之法。诸城接连请降。善战者以攻心为上。耶律楚材的军事才能再次帮助了窝阔台。
蒙古军弓劲马肥、兵强将勇，其武力之盛可谓无与伦比，疆域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要统治这么辽阔的国土，尤其是治理文明进化程度较高的中原和江淮地区，必须具备很有效的思想工具。对此，耶律楚材比其他蒙古贵族有更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穷理尽兴，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儒教。”简言之，“以佛治心，以儒治国”是最高明的做法。
早在第一次西征时，耶律楚材就已胸有成竹，对单纯的崇武思想予以批判，把儒者看做是最高级的工匠——“治天下匠”，为蒙古人的政治思想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蒙古军攻破金国许州，俘虏了金军资库使姚枢。铁木真对他加以重用。
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又参照中原礼教，制定了尊君抑臣的朝仪。他还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以马上治。”还经常宣扬“周孔之法”的妙用，并引荐了一批名儒到政府任职。
金国灭亡之后，南宋也迟早是蒙古国的囊中之物。为了配合军事战略，文教必须提上日程。耶律楚材四处寻找儒家学者，派人寻找孔子后人，找到了孔子的五十一世孙孔元措，奏请大汗袭封为“衍圣公”，给了他封地，修建了孔庙，建林苑。他还下令招收战乱中流亡的礼乐人才，并设置太常礼乐吏员，召集名儒梁涉、王万庆、元著等人在东宫讲释九经。耶律楚材又亲率大臣及其子孙学习经义，研究孔孟之道；另外，还在燕京等地建立编修所、经籍所，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文教事业开始兴盛。
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启奏：“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恐未易成。”窝阔台说：“果真如此，我可任儒者为官。”所以，他具体制定了校试办法，分为经义、词赋、论三科，命宣课使刘中、杨奂等人到各路考试；还规定儒者被俘为奴者，亦皆释放就试；倘有家主隐藏不放，处以极刑。这年他们一举得士子四千余人，其中1/4是被赦免奴隶身份的儒者。
公元1238年，杨惟中从征蜀、汉等地，搜集周、程、张、朱等书，回至燕京，创立人极书院，修筑周子祠(周敦颐祠堂)，以赵复为师，讲授理学。
其后，儒生出身的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因贪赃枉法获罪。窝阔台借此责备耶律楚材：“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耶律楚材回答得很得体：“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这段对话，反驳得有理有力：不能因为有逆子贰臣，就来否定君、父神圣，也不能因为有无耻之传人，就来否定孔、孟之道。
经过耶律楚材从正反两面反复规劝，儒学在蒙古上层政权中渐渐据有一席之地。后经学者杨惟中、姚枢等人悉心搜集理学书籍，罗致儒、释、道、医、卜等人才，终使“武功”极盛的蒙古统治者，又逐步收到“文治”之效。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已经在中原封建社会中占据了稳固地位。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已经在思想中接受了儒家学说。耶律楚材为蒙古贵族夺取了儒学这面思想旗帜，毫无疑问是在汉人的心理、舆论方面抢占了重要地盘。这对于业已取得蒙、宋战争胜利，完成统一的元朝国家机器，特别是对于一向疏于文教的蒙古族历史的发展，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耶律楚材不仅是一位卓著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如同其政治、军事活动一样，他在经济活动中，亦处处贯穿着胜人一筹的谋略思想。
自成吉思汗之世以来，因西域战事未息，蒙古国无暇拟定中原税制。官吏乘机暴敛，中饱私囊，资财多达万万，而国库却十分亏空。
公元1230年，近臣别迭等奏称：“汉人不事畜牧，无补于国，可一律逐走，空出其地以为牧场。”耶律楚材清楚，如今治理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必须改变偏重畜牧的思想。他针对蒙古贵族的短见和无知，反驳说：“天下之广，四海之富，岂有无用之地，更无无用之民。”他还根据汉族地区财力、税收的估计，极言征税之利：“大汗南伐，军需应有所出。若能均定中原地税、商税和盐、酒、冶铁、山泽之利，每岁可得银50万两、帛8万匹、粟40余万石，足以供给军资。为何说汉人无补？”
这些诱惑力十足的数字打动了窝阔台汗。他任命耶律楚材试行征税制度。耶律楚材奏请建置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长官选用汉族或女真族中有才学的士人。
耶律楚材经常重复他的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他也是遵照这一原则从政的。
自窝阔台汗二年（1230年）初定征税之制。至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灭金，4年之间，税收逐年增加。及1238年，每岁课银多达110万两。
在此期间，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欲以140万两银“扑实”(承包)天下课税。蒙古君臣急功近利，本来打算批准的。耶律楚材却深知民力、财力均有限度，超过限度，必会变利为害，转福为祸。为此，他谏阻说：“此辈皆贪利之徒，欺上虐下，为害甚大。”这次，幸喜窝阔台纳谏，停止此议。
公元1239年，译史安天合为谄媚右丞相、回纥人镇海，引荐回纥商人奥都剌合蛮“扑实”天下课税，数额增至220万两。窝阔台终于利欲熏心，将一国课税转手出卖给巨商。为此，耶律楚材再次极言上谏，以致声泪俱下，辞色其厉。窝阔台难以忍受耶律楚材的激烈言辞，竟扼腕攘臂，气急败坏地说：“你难道要搏斗不成？”耶律楚材见大汗失态，才不便强争。稍停之后，窝阔台语带讥讽地说：“你要为百姓一哭，我却要试行此法。”耶律楚材已知无能为力，喟然长叹说：“民之困穷，将自此始！”正如他所料，把国家财政命脉拱手交给商人，他们必将以成倍的数额压榨百姓，导致人民陷入穷困境地。
耶律楚材经历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汗三朝，长达三十余年。君臣相得，是他得以施展盖世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前提。但是，之所以能够君臣相得，尽管不容忽视这几位蒙古君王的伟岸气度，更不应忽视耶律楚材的雄才大略和忠正廉直。两方面的结合，才奠定了良好的君臣关系。
成吉思汗时期，耶律楚材是重臣，深得信任；窝阔台汗时期，耶律楚材有拥立之功，呕心沥血地为蒙古帝国谋策划，定制度，使这个新生的庞大政权得以稳固。他的忠诚和正直，使蒙古君臣肃然起敬。窝阔台汗更是把耶律楚材当做国家的骄傲。公元1236年，即灭金后的第二年，蒙古诸亲王集会。大汗亲自给耶律楚材奉觞赐酒，衷心地说：“我所以推诚任卿，因有先帝之命。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我所以能高枕无忧，实赖卿之为。”当时，正值西域诸国和南宋、高句丽的使者前来通问，语多虚妄不实。窝阔台颇为得意地指着耶律楚材对来使说：“你国有这样的人才吗？”来使皆回答：“没有，此人大概是神人。”窝阔台兴奋地说：“你们唯有此言不妄。我也猜想必无此人。”
正由于这样的君臣相知，更由于耶律楚材的气质和胆识，他才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蒙古族饮酒之风甚盛，窝阔台更是嗜酒如命，登位之后，竟然天天与大臣畅饮，大醉勿休。耶律楚材屡次劝谏，窝阔台不听。后来，耶律楚材拿着被酒浸泡腐蚀的酒器铁口，启奏说：“酒能腐蚀铁器，何况五脏！”事实胜于雄辩，窝阔台幡然悔悟。他对近臣盛赞：“你们爱君忧国之心，有像‘长髯人’的吗？”于是一方面赏赐耶律楚材金帛，一方面下令近臣每日只能进酒三盅。
时间长了，耶律楚材与窝阔台之间的感情日渐深厚。一次，耶律楚材与诸亲王宴饮，醉卧车中。窝阔台看到后，亲赴耶律楚材营帐，登车摇晃呼唤。耶律楚材正沉沉熟睡，遇人打扰，禁不住心中烦闷，口中竟吐不逊之辞。待他睁开惺忪醉眼，见是大汗到来，惊得酒醒七分，翻身而起，叩拜谢罪。窝阔台说：“卿有酒独醉，竟不与我同乐啊！”说完长笑而去。耶律楚材久经世事，洞晓古今，无疑想得极远极多。他来不及整理冠带，便驰马赶赴行宫，前去释嫌去疑。窝阔台为他重新置酒，君臣尽欢始散。
公元1241年，在蒙军南进节节胜利的时刻，窝阔台突然卧病不起。皇后惶恐，召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趁此机会，再次借天命以尽人事，抒发自己的政见，力促说道：“如今任使非人，卖官鬻爵，囚系无辜甚多。古人一言而善，荧惑退舍。请赦天下囚徒。”皇后一心要救治窝阔台，来不及再说什么。耶律楚材却怕窝阔台日后反悔，又说：“非君命不可。”一会儿，窝阔台稍稍苏醒。耶律楚材同皇后一起入奏，请求赦免无辜罪人。事关为己祈福，窝阔台当即准奏。这时候，他已口不能言，只得连连点头，表示首肯。耶律楚材不敢怠慢，连夜去宣读赦书。
不久，窝阔台渐渐痊愈。这年冬天，性喜田猎的窝阔台又要骑马负弓，架鹰牵犬，出郊竞射。耶律楚材念及大汗年事已高，身体尚未恢复，更担心游猎无度会妨害政事，便借演论术数极言谏阻。左右侍臣却怂恿说：“不骑射，无以为乐。”结果，窝阔台连续疯狂驰骋5日，死于外地行宫。
公元1243年，又有所谓“天变告警”，出现了“荧惑犯病”的星宿运行现象。时当忌辰，耶律楚材先行稳定众心，免致扰攘。不久朝廷有兵事。因变起仓促，乃马真后下令分授兵甲，挑选心腹，甚至要西迁而避祸乱。耶律楚材进谏：“朝廷为天下根本。根本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大患。”有了这个定心丸，数日之后，上下安然如旧。
之后朝政紊乱，国事日非。乃马真后竟将国家御宝大印交予奥都剌合蛮，并给他朝廷空白圣旨，使他随意填写、擅发政令。耶律楚材反抗说：“天下本是先帝的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乱制度，臣不敢奉诏。”经他强争，此事遂告中止。
不久，乃马真后降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使倘若不书，斩断其手。”耶律楚材又站出来，凛然谏诤说：“国家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使又有何责。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何况断手？”乃马真后不高兴。耶律楚材辩论不已，竟大声陈词：“老臣事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岂能无罪杀臣。”乃马真后虽然怀恨在心，却因他是先朝元老，德高望重，不得不让他三分。
作为一个忠正老臣，久见朝纲难申，未免忧思伤神。积年累月，耶律楚材终于忧愤成疾，于乃马真后三年抱恨长逝，卒年55岁。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急需一些治理国家的人才，因为他身边的人多精于打仗，而不善治国。后来成吉思汗听说耶律楚材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材的人，于是马上就请他出山。耶律楚材来到蒙古后，为成吉思汗编写了历史，同时发明了蒙古文，还有就是为蒙古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制度，为蒙古的强大和统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一向廉洁自律，所得俸禄时常分与亲族，以表资助，却不肯私授亲旧官职。后来，脱列哥那称制时，因为他屡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渐被排挤，导致悲愤而死。他死时，蒙汉人民举国震动，以致哀恸不止。蒙古国数日内不闻乐声。耶律楚材对蒙古立国中原有卓越贡献。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极高，甚至以周朝的周公、召公做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