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徐霞客还远抵云南边陲腾冲，对有地下热能表现的地区进行寻访。直到患了足疾，还应丽江知府木生白之请，留修《鸡足山志》4卷，历3月告成。后“因病不良于行，于十三年坐船东归”，六月抵家，此次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年五月）与世长辞。
徐霞客一生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东南沿海和云贵地区计16个省的无数山川。在旅途中，总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所得记录下来。有时日行百里，露宿残垣，寄身草莽，仍坚持燃枯草照明，走笔为记。这些游记涉及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以及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文笔优美。经后人编辑成约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被誉为“千古奇书”。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系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霞客经30多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成就有：
一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有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他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并初步论述其成因，指出一些岩洞是水的机械侵蚀造成，钟乳石是含钙质的水滴蒸发后逐渐凝聚而成等。他是中国和世界广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驱。
二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否定自《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旧说，肯定金沙江是长江上源。正确指出河岸弯曲或岩岸近逼水流之处冲刷侵蚀厉害，河床坡度与侵蚀力的大小成正比等问题。对喷泉的发生和潜流作用的形成，也有科学的解释。
三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
四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不少精彩的记述。
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文学上的主要特点是：
一景记事，悉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二写景状物，力求精细，常运用动态描写或拟人手法，远较前人游记细致入微；三词汇丰富，敏于创制；绝不因袭套语，落入窠臼；四写景时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注意表现人的主观感觉；五通过丰富的描绘手段，使游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
此外，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情事，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徐霞客游记》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徐霞客墓
晴山堂在马镇南肠歧村。初建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崇帧十七年（1644年）毁于兵燹。石刻幸存，后移于徐氏宗祠壁间。1978年，在村南璜溪河畔重建晴山堂。堂坐西朝东，三面环水，占地538平方米。仿明式建筑，3间敞连，10架进深，古色古香。正中“晴山堂”匾额，为朱穆之所书，前置1.8米高徐霞客母子塑像，南、西、北壁间嵌砌着晴山堂石刻76块、《晴山堂帖叙略》木刻2块。
徐霞客墓在晴山堂后院，仿明式移葬墓。1978年从马湾迁入，1985年按《徐氏宗谱》所附墓制图重建。墓地面积754平方米，墓圈青石砌就，高1.50米，墓围7.93米，土堆坟尖高0.37米。墓坐西朝东，竖有清初花岗石原碑，碑高1.20米，宽40厘米，碑顶横书阴刻“十七世”3字，中间直书阳文“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碑前有青砖侧砌铺成的祭台，长6.20米，宽4.90米。祭台前立有1尊高2.7米的徐霞客全身塑像。塑像左右两侧各立卧式纪念碑1块，左为李先念题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右为周宁霞撰文、潘琪所书徐霞客塑像碑文。墓园内遍植松柏花卉，并有鹅卵石小径环绕。
胜水桥在晴山堂东首。始建于明，民国13年（1924年）重建。桥长19.40米，宽2.5米，高3。20米，麻石单孔石板桥，南北走向，有石阶24级。桥顶东西侧各有阳刻“胜水桥”3个楷书。桥墩两侧石柱上刻有桥联，均为阳文，内联“曾有霞仙居北宅，依然虹影卧南阳”，外联“胜境重新，舟驶人行通海宇；水影依旧，清流激湍映天然”。据传，徐霞客每次乘船出游其母亲都要到此送行。晴山堂石刻砌嵌在马镇晴山堂壁间。晴山堂原系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为纪念其母重病痊愈在老宅旁所构筑。徐霞客为晴山堂及《秋圃晨机图》求人所作的赋引诗文，连同祖上徐麒留下的名家墨迹共85人94篇，镌刻于石。其中有元代倪瓒，明代宋濂、董其昌、米万钟、李东阳、文征明、祝允明、黄道周、顾鼎臣、高攀龙、倪岳、吴宽等名重海内的书画家、文学家及士大夫的手迹，计76块，保存完好。
黄宗羲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平所用别号甚多，有南雷、梨洲、茭湖鱼澄洞主、双瀑院住持、双瀑院长、双瀑堂住持、古藏室史巨、蓝水渔人、雪交亭主等等。由于其代表作《留书》、《明夷待访录》均署梨洲老人，故当时学者都尊称他梨洲先生，而他本人用得最多的是南雷。甫雷在余姚，是唐代谢遗尘隐居之地，宗羲用作别号，既代指故乡，又借以表明自己不仕清朝的素志。逝世之后，其门人私谥曰“文孝”。宗羲一生颇为曲折，依他自己所说，是早年为党人，壮年为游侠，老年为学者。他博学多才、名重天下，当时就被誉为“国初三大儒”之一（另两人是李囗和孙奇逢）；近代以来，人们又把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提，合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少年英挺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九月），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不过，宗羲的人生历程却布满荆棘：少年时期，父亲即遭迫害，惨死狱中，成年之后更是历尽艰辛，既饱尝战乱兵燹，又造经官府追捕，“濒于十死”而患难余生，可以说丝毫也没有蒙受到这个吉兆佳名的呵护。
据《竹桥黄氏宗谱》记载，黄氏原居婺源（今属江西），其先人南宋初年为庆元（治今浙江鄞县）通判，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南侵时不屈而死，有子三人，分头避乱，其中名叫万河的到了余姚，便定居下来，是为竹桥黄氏之一世祖，至宗羲生时已历17世500年。宗羲的父亲初名则灿，后改尊素（1584年～1626年），字真长，号白安，是一个正直并且关心时政的读书人。
宗羲8岁时，去年春天考取进士的尊素被授予宁国府（明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推官的职务，宗羲随侍父母赴任所，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五年（1616年）。从此，尊素涉足风涛险恶的宦海，而宗羲在父亲的熏陶习染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萌生、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最终影响和决定了宗羲的一生。天启三年（1623年），尊素迁监察御史，宗羲亦通过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新近补为仁和（今杭州）县学博士弟子员。是年秋，宗羲随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读书的日课，当然是所谓“时文”，即八股制艺，由父亲亲自督促指点；而少年黄宗羲对小说家言及稗官野乘却颇感兴趣，“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睡熟，则发火而观之一。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不久就被父母发觉。明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曾下诏，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二》），所以姚氏夫人十分担心麟儿因放松举业而有碍前程，可是，”少即博鉴经史，不专为科举之学“的尊素对此却并不介意，还认为”亦足开其智慧“，或许他在爱子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自己吧。
天启时代的明帝国，承嘉靖、万历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国称汗后，声势日盛，不但屡屡攻扰辽东，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叩关南向；南边的明朝却武备松弛、将骄兵惰，卫所制度也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兵员不及定额的半成，甚至军器仅有一张弓！朝政情况更是一塌胡涂、乌烟瘴气。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励精图治，反倒宠信太监魏忠贤，听其擅专国政，广植党羽。官僚集团中则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四方督抚，大批趋炎附势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门，阁臣魏广微呼忠贤为叔，给事中阮大铖、礼部尚书顾秉谦、太常卿倪文焕等拜忠贤为父，此外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不堪入耳的名号，中外勾结，形成既丑恶又凶残的”阉党“，造够了酵竹难书的无边罪孽。而与其对立的一方，便是东林党人。
所谓”东林党“，其实始终不曾是一个有纲领的政党式团体，也并未真正结党，最多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集群。”东林党“这个称谓，是由阉党强加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京察“案革职家居，与同里，高攀龙，嗣后邹元标，赵南星等亦相继讲学，远近士子，闻风相从。上述诸人后来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创始人物，其中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被誉为”海内三君“。在学术上，东林人士反对阳明学术末流”盛谈玄虚“、以致”遍天下无不皆禅学“而造成的空疏不切实用的流弊，主张回归正统的朱子学，提倡避免空谈心性、强调做学问应以平治天下为终极目的，表现出期望在实践上济世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完全合乎正宗儒家”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至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也无非是中国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习惯，自东汉以来就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权在握的当道者不妨对这类往往无伤大雅的”清议“冷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启朝的情况不同。明初，朱元璋曾严厉规定一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而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居然权倾中外、势焰熏天，内阁诸大老则仰其鼻息、助纣为虐，这些眼前的现实自然成了东林人士“讽议”“裁量”的主要内容，两下里针锋相对，看来也有义气用事的成分：“处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东林学案》）；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风者”（即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又与东林诺人桴鼓相应。这样一来，阉党遂将东林人士视如仇雠，阮大铖等寻机进言魏忠贤：“此俱东林党，每事与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贤浊乱朝政》），顺便还把所有不依附不顺从他们的士人统统打入东林的阵营，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东林学案》）；终于送兴冤狱，杀戮党人，株连极广，致使“忠良惨祸，亿兆离心”，官僚集团中的正直之士零落殆尽，大明帝国也即将坠落到那覆亡的终点。
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中著名人物，当初升监察御史，即因缘于东林领袖邹元标的赏识。尊素为人精敏强干，“謇愕敢言，尤有深识远虑”（《明史·黄尊素传》），供职京师期间，东林党重要人物，“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尊素过从甚密，常常夜至黄家，主客共论时事，这种场合，宗羲都随侍在侧，聆受教益。父辈那种为国事激昂慷慨、奔走呼号的斗争精神令宗羲深受感染，在了解朝局清浊、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复杂的同时，他也领略到了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