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居正时代，中国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资本主义浪潮开始席卷全世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悄然产生。而张居正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时代特点让他的改革适应了时代的变迁。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明代嘉靖时期的进士。1567年，明穆宗登基后，他成为内阁成员之一，1573年明神宗登基后，成为内阁首辅，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
张居正在很小的时候就显出过人的天资，十五岁成为诸生。当时的巡抚顾璘对他的文章特别欣赏，考上进士后改为庶吉士，开始研究国家规章制度，受到大学士徐阶的青睐。严嵩倒台后，徐阶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对他的帮助很大，张居正因此被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到一年，又被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了内阁，正式走入明王朝的政治核心。张居正眉目清秀，胡须奇长，塌实肯干，自信豪放，但又有谋略。进入内阁后倨傲异常，对于其他大臣的意见从不接受。每一出语，又总是能够切中关键所在，所以其他人都很敬畏他。
后来，高拱将首辅徐阶排挤出内阁，成为新的首辅。高拱与张居正以前私交不错，但高拱同样是一个高傲独断的人，就与张居正发生了矛盾。张居正想推行变革，但是高拱却很保守，不肯采纳张居正的变革建议。由此双方矛盾加深，后来张居正利用高拱与太监的矛盾将他驱出了内阁。
当时的司礼秉笔监冯保，深得两宫太后和皇帝的庞爱，他与高拱早有矛盾。一次，冯保管辖下的一个太监到内阁传旨，高拱很倨傲的对传旨太监说：“这圣旨出自何人？难道十岁的孩童会下圣旨吗！”（当时皇帝只有10岁）还威胁要把擅权的太监都赶走。传旨太监回去后把高拱的话告诉了冯保，冯保很气愤。随后高拱召集阁臣张居正、高仪商议除去冯保，张居正在会后把内阁会议密告冯保，结果冯保在两宫太后面前哭诉，高拱的跋扈早已为两宫忌讳，于是传旨召集群臣，下诏命高回原籍修养，即刻起程，不许停留，就这样高拱被驱走了，不久内阁另外一位大臣高仪也死了，张居正成为新的内阁首辅。
张居正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树立自己的威信，决定经宴由自己亲自来主讲。“经”是由翰林学士或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宴”是讲经已毕皇帝赏给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经宴是每十天一次，讲经时高级官员都出席，只有皇帝一人坐着，其他的听众和讲官全部肃立，张居正每次除讲经外，还讲《贞观政要》，向小皇帝灌输成为一个明君的意识。
年幼的皇帝对“经宴”很感兴趣，很快他要求张居正每天为他讲经，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午讲”，有时皇帝还与张居正促膝谈心，并且称他为张先生，十分恭敬，张居正也不断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小皇帝，由此皇帝对张居正开始绝对信任，这成为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坚强后盾。
张居正的改革在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主要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作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加强官吏考核为途径，“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度，百官肃然。在他执政期间，官员勤政，“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当时，云南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法乱纪，按律当罚，但朝廷舆论认为这件事情很难处理，张居正则雷厉风行，先是改立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同时派人去抓捕沐朝弼，沐朝弼不敢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张居正的一系列的措施很快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为其他改革措施的实行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施政环境。
军事上，张居正任命戚继光镇守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守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迄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万里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通过互市不仅使得财政紧张大为缓解，在军事上则是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要的种马，增强了中原的军事力量。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缓和了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当时就加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由于设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很长时间没有侵犯边关。
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主要集中在经济上，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当时的明王朝“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导致国家财政紧张、人民困乏的根本原因。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对全国的土地进行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截止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财政紧张局面得到极大缓解，“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统一成一条进行征收，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的田赋分为夏秋两季，征收的时候又加派了种种名目，非常繁烦，改成统一征收后，不仅政府容易掌握，而且可以使百姓易懂，从而减少了贪污的环节，降低了不必要的损失。2.改变徭役征派方式。在改革以前，明朝有均徭、杂泛和里甲之分。均徭、杂泛按人口数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的区别；里甲是按户征派，不役者纳“门银”（户银）。改革中的举措之一就是取消里甲之役，把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成银；如“银差”则是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按照“地”或（田粮）和“丁”两个因素来考虑征收，也就是所谓的“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从现在开始，丁的负担也有一部分转移到“粮”或“地”。户不再是徭役的唯一依据。3.改变上缴形式。在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还需要实物，以及丁银的一部分需要人丁来承担外，其他的都可以折合成货币——银交纳。4.官府要征发劳役，都将采取金钱雇佣的方式。过去由户丁承担的解送田粮之差、厨役、催税、修路、伐薪等差事一律清除。这项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将赋役变成货币方式支付，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泛滥成灾的黄淮进行治理。张居正任命当时著名的水利学家潘季驯修治黄、淮，使黄河改道，降低了水患。同时对漕运系统进行了梳理，当时每年的赋税都是从开春后开始发运，而那时水灾频繁，不是河水冲堤，就是河床干涸，于是改成在十月北运，到来年年初全部运完。经过改革以后，中央仓库里的粮食开始变得丰盈，足够支用十年。
张居正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这些措施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缺少豁达的风度，他的改革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利益，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而成年后的神宗皇帝此时开始要求权力，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这个举措令反对派欢呼雀跃，而从前被冯保、张居正排挤走的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冤，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被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名，并且将张居正的家产抄没，张家的子弟全被发配到“烟瘴地面”。
在举国一片声讨声中，只有学者李贽给予了张居正一个公正的评价，称颂他是“宰相文杰”。到了明熹宗登基后，有人称道张居正，熹宗下诏恢复了张居正过去的官职，并安葬祭祀，1630年，崇祯登基后，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开始为张居正翻案，崇祯于是恢复了张居正两个荫职及诰命，并恢复了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