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格诺战争使法国王权得到振兴，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胡格诺战争的结晶——“南特敕令”，是欧洲基督教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打破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开天辟地”的影响。
胡格诺战争是在1562年至1598年期间法国天主教势力同新教胡格诺派（即加尔文派）之间发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胡格诺战争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就其性质和内容而言，则是法国内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正在上升的王权面临崩溃的情形，贵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这场战争是法国历史上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时期发生的，战争的结果是胡格诺教派、天主教各有所得，推动了王权的重新振兴和加强。
一、胡格诺战争的原因
胡格诺战争的原因是宗教派别矛盾和王权同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占据主导地位仍然是封建经济，社会中90％的人都在从事农业生产。从11世纪开始法国封建王权逐渐加强，权力集中对于法国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力量。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王权的强化和确立都是在同割据势力和贵族权威进行斗争的曲折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时候，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不断产生着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一般是通过购买破落贵族及与爵位相连的产业、纳捐官职等方式跻身贵族阶层，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同国王的权威关系很紧密，所以他们积极支持王权对内抑制贵族势力、对外进行扩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绝好条件。
但是，封建贵族不甘心自己的权势就此被剥夺，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压缩国王的权力，寻求合适机会向王权挑战。但是随着国王慢慢变成贵族和教会的首脑，反对王权专制制度的封建贵族也随着此举分裂成两大集团，他们相互角逐，都想夺取更多的国家政权。
一个集团是天主教派势力，他们以王室近亲吉斯家族为中心，以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查理为代表人物形成了强大的天主教营垒，形成了一个对王国具有巨大影响的集团。
另一个集团是新教胡格诺派势力，他们以波旁王朝家族的成员L.孔代亲王、纳瓦尔国王（亨利）和G.代·科利尼海军上将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为代表。
15世纪到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和加尔文教在法国迅速传播开来。
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埃普塔尔宣扬“信仰得救”和“回到《圣经》上去”的理论，以莫城为中心积极宣传这种新观点新思想。加尔文教强调信仰得救，反对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和否认封建等级观念，主张废除繁琐的宗教礼仪，取消偶像斋戒、崇拜和朝圣，神职人员由当地的教区的教徒选举产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一个纯洁、简化和廉价的教会。这一观点受到大批手工业者尤其是小商人、印刷工人、农民以及下层教士欢迎，他们大批加入加尔文派新教，当时被称为胡格诺派。据估计，16世纪下半叶法国总人口约有1800万，新教法庭27万多个，新教徒居然达到了100多万人。新教派在南部、西南部力量是最多的。一些对王权专制不满的贵族为了限制王权，支持胡格诺派，觊觎王位的贵族也趁机宣布改信新教，纳瓦尔为首的波旁王朝家族就是这些人的突出代表。
实际上，胡格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宗教的残酷迫害。16世纪40年代，亨利二世指定特别法庭以惩办异端为己任，处死了大批胡格诺派人士，给胡格诺派人士带来了巨大的伤痛。1559年，年仅15岁的太子弗朗索瓦二世继位，实权落在了军功显赫的吉斯家族手中，新旧教派之间的冲突急剧上升。
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率领军队在瓦西镇屠杀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胡格诺教徒，死伤近200人。“瓦西镇屠杀”成为持续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战争双方的本身的兵力并不多，之所以长达30多年，是因为在外国列强的介入：天主教派依靠西班牙，加尔文派依靠英国、荷兰教友和德意志公爵，外国列强的加入大大加深了战争烈度。
瓦西镇屠杀
二、胡格诺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62年至1570年。这8年中共发生了3次战争，双方均未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1562～1563年为第一次战争。1562年12月，在德勒一战中天主教派的将领蒙莫朗西被俘，圣安德烈元帅战死沙场。1563年2月，吉斯公爵在围攻奥尔良时被暗杀。孔代也在德勒被俘，纳瓦尔国王安托万死于鲁昂之围的混乱之中。1563年3月，太后卡特琳迫于舆论压力发布了安布瓦斯敕令，敕令规定给予新教徒信仰自由和在指定地区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
1567年至1568年是第二次战争持续的时间。1567年9月，孔代和科利尼率新教军队劫持太后和查理九世未遂，决定包围巴黎。同年11月10日，在巴黎北郊圣德尼一战中，双方相持不下，没有分出胜负。德意志新教选侯派军队援救胡格诺派，天主教徒和宫廷最后被迫屈服。1568年，双方签订了《隆朱莫条约》，重申了安布瓦斯敕令。
1568年9月，查理九世又迫于天主教派的压力，不得不撤销先前所发布的宗教宽容敕令，禁止胡格诺教徒在法境内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一切官吏和法官都必须宣誓效忠天主教会，新教牧师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法国，双方的第三次战争在这种背景下爆发。
1569年3月，天主教军队在雅尔纳克大败新教军队，孔代亲王在这次战役中阵亡。10月，科利尼又被击败。1570年8月，太后卡特琳签署了圣日耳曼敕令，从而新教徒获得了礼拜自由和在几个设防安全区自派总督的权力。第一阶段的战争以新教派的有限胜利而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1572年至1585年。这一阶段是从著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开始的。
1572年8月23到24日夜间，胡格诺派的重要人物齐聚巴黎，庆祝他们的领袖波旁家族的亨利的婚礼。亨利·吉斯（吉斯公爵之子）看出这是个打击胡格诺派的绝好时机，于是他们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军队在婚礼举行之时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教徒2000多人。由于24日正值圣巴托罗缪节，因此这一夜晚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也是充满血腥的一个夜晚。
这次大屠杀之后，法国再度出现分裂的局面。胡格诺派首先在西部和南部组成联邦共和国，与天主教把持中央政权相抗衡。1573年6月，查理九世签署《拉罗竭尔和约》，和约中准许新教徒在拉罗竭尔、蒙托邦和尼姆举行教仪，给予这些城市的教民信仰的自由。1574年5月，新教派被迫再度发起战争。朗格多克在原总督丹维尔伯爵领导下正式分裂出去，准备独立。1575年，新教派发动全面起义，动员了全部的胡格诺，为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给胡格诺派带来的痛苦者们申冤。1576年5月，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签署了《博利厄敕令》，对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行为予以谴责，同意为死难者昭雪，除了巴黎和王室住地外，所有的法国城市都可以举行新教仪式。敕令还给予胡格诺教徒担任公职的权利，准许他们占有在军事上、政治上居于优势的8个城市，建立混合司法机构，高等法院也设立特别法庭，以保证进行公正的辩论。博利厄敕令实际上是承认了胡格诺教徒占领的地区为“国中之国”。博利厄敕令引起了天主教派的强烈不满。1576年，吉斯在北方组织了“天主教神圣同盟”，招募军队、自行征税，要求恢复王国的宗教统一，拒绝执行敕令，两派战争遂又再起。战争中，胡格诺派遭受重大挫折，西部的布鲁日和中部的拉夏里戴落入天主教同盟手中。1577年9月，两派缔结《贝日拉克和约》，和约中明确规定解散天主教同盟，减少了《博利厄敕令》给予新教徒的自由和权利。新和约里规定新教徒只能在每个区的一个城市和自己的安全区内举行宗教仪式，并且新教徒对安全区只有6年的支配权。
第三阶段：1585年至1598年。从1585年开始，法国国内进入了“三亨利之战”时期。各方首领分别是国王亨利三世、吉斯公爵亨利、波旁家族的亨利。1585年，吉斯公爵亨利取得西班牙的信任与支持，在南特重组天主教同盟，巴黎、马赛、里昂、波尔多、第戎等城市都归附到这个同盟。同时，法王亨利三世又撤销了两次和解的敕令。胡格诺教徒只得在波旁家族的纳瓦尔国王亨利的旗帜下应战，并得到德意志和英国新教诸侯的支持。1587年10月20日，新教军队在库特拉击败了天主教同盟军。吉斯兄弟不久也重创胡格诺派军队。1588年5月，天主教同盟控制下的巴黎迎接吉斯公爵入城，包围王室住地卢浮宫，国王亨利仓皇出逃，并在鲁昂签署联盟敕令，满足了天主教派提出的一切要求。同年12月，国王的近卫军暗杀了吉斯公爵和天主教同盟所有首领。消息传到巴黎后整个城市陷入了混乱，还发生了暴乱，针对这种情况，在巴黎迅速成立了以吉斯家族为首的新政权。受到新旧教派夹攻的亨利三世选择了同纳瓦尔国王结盟。1589年8月1日，亨利三世被刺身亡，纳瓦尔国王亨利成为法王亨利四世。但天主教派拒不承认这一点，内战战火继续猛烈地燃烧。尽管亨利四世连续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还是无法攻入巴黎。考虑到法国90％以上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亨利四世做出了重大决定，他于1593年7月25日在圣德尼大教堂改信天主教。6天之后，新旧教两派势力达成了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定。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获得胜利进入巴黎，受到了隆重欢迎。在此后的四年中，他赢得了法国各地的支持。亨利四世还赶走了混战之中攻入法国的西班牙军队。
1598年4月，亨利四世颁布了具有永久效力的“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与天主教徒一样胡格诺教徒可以在政府里面担任公职。同年5月，西班牙同法国议和。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终于结束了。
三、胡格诺战争的影响
胡格诺战争的结束，使法国的王权重新得到了振兴。战争期间，巴黎和外省的高等法院经常抵制王命，各地贵族不同程度地恢复了“自由”特权，如征税和募兵。内战的结束和亨利四世的胜利，有助于重振王权，为民族国家的日后统一和经济的复兴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亨利四世在首相苏利的协助下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使工商业和农业迅速繁荣起来，国库在短时间内由空虚变为充盈。
亨利死后，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雷彻底铲除了贵族的独立势力，建立了以王权为核心的地方管理体系，实现了中央对地方较为严格的控制，利于权力集中制的发展。
“南特敕令”虽然保留了胡格诺教派的一些特权，但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成功范例。教皇克莱芒八世曾谴责“南特敕令极为可憎，它给予每个人以信仰自由，而这是世间最有害的事情”。这从反面表明了“南特敕令”对于解放人的思想的推动作用、打破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