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文学的批评也强调其语言特征，由于旧文学包含白话文学和文言文学，故强调新文学“浮浅过甚”同时对应着旧文学中的白话文学和文言文学，批评新文学语言不简洁，一方面表明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系统在语汇、语法方面的特征引起表意效率的差异，在两种语言都可以承担描述某种事像的前提下，文言的表意效率显然要高于使用白话；另一方面，旧文学中的白话文学对语言的使用更为精当，表意效率要高于新文学，在此层面上，它暗含的意思是新文学作家运用语言的能力要低于旧文学作家，这就指出了新文学作家语言的生涩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引文对旧文学的批评，采用了新文学注重变革现实的“实用”视角，也即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变革功能，而无视旧文学不同于新文学的美学特征。首先，“雕琢太甚”的作品也有可能营造独特的美学品格，比如骈体小说；其次，“无裨实用”只是“无实用”，而并非“无用”，它可能有美学的、情感的、生命体验等方面的功用，也即可能具有“无用之用”，以“无裨实用”作为否定旧文学的理由不无偏颇之处。
《对于本报第六年之三大希望》提出了“通俗文字”的概念：“惟本报所用文字，通畅简赅，融新旧两派之长，为社会上最适用之文字，可称之谓通俗文字。”它进一步解释道：“文字之功用，本在记事而已，达意而已。事之琐而难记、意之繁而难达，故莫小说若也。故小说之文字，为一种极清晰极轻灵之文字，即为一种最切合实用之文字。”“通俗文字”的倡导显示了鸳蝴派部分成员变革语言体式的努力，而这种注重“实用”的努力势必导向取缔骈体小说这样的语言体式。
1920年第六期，发表了潘公展《我对于小说之管见》一文。潘公展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在校期间，先后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人，1920年的潘公展所持的是新文学的立场。在这篇论文中，潘公展以“文学进化论”的立场描述了“西洋文学之进化”历程：“故西洋文学之进化，可由小说以窥其密：由拟古主义而进为浪漫主义，由浪漫主义而进为写实主义，由写实主义而进为新浪漫主义。层层递变，后者无不补前者之缺陷，而调节情绪之主观，使之更进于充实。”此处所说的这种“进化”显然有改善、优化之意，也即后来者比前者更为完善，而我国小说界现状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只有少部分人撰译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作品，“其大部分尚沉沦于拟古与浪漫之间，写实尚非所知，又遑论新浪漫派哉！”所以潘公展主张：“故吾敢敬告当世之所谓小说家者，如能撷取东西洋写实派之精义，潜心观察中国之社会，而自为写实派之创作，为中国文学界开一新纪元，此其上也。翻译写实派之小说，以供国人之快览，此其次也。否则当专其力以从事于通俗教育之小说，其为益当亦不浅。若徒徘徊于拟古、浪漫之间，而自以为典雅，自以为新奇，则于社会有何裨耶？”骈体小说往往“在拟古、浪漫之间”，“写实”非其所长，被排斥自不待言。此作后，附有时任《小说新报》编辑主任的包醒独的说明：“公展先生为新学巨子，平居盱衡世俗，辄慨焉有改革之志。是作本其夙愿，发为文章，论伟识闳，有识者自多兢许，当不独鄙人钦佩已也。”“新学巨子”、“论伟识闳”诸语可以看做客气话，但至少包醒独基本认可了潘公展的文学观念，由此可见鸳蝴派内部对新文学的趋近，而这种趋近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又必然是对骈体小说的否定。
鸳蝴派内部对骈体小说的否定，主要是以“实用”的社会功能观为标尺对骈体小说语言体式的否定，否定了骈体小说的语言体式自然也就否定了骈体小说自身。
二
相对于鸳蝴派内部对骈体小说有所保留的批判，新文学家对骈体小说的批判更为直接和致命。
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对骈体小说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语汇、语法方面，白话文与古文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在理论上白话文并非完全不能用来写作骈文，但白话文骈文在写作中面临着对仗、音韵方面难以解决的困难，作为一种古文文体，骈文在对仗、音韵，甚至辞藻方面都有特定的要求，并因此形成了自身的美学品格，语言系统的更替使骈文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退一步说，即使白话文骈文可以成立，新文学提倡写实主义、废弃对仗用典的文学观念也会使骈文无容身之地，而一旦骈文文体的合法性被否定，骈体小说自然也随之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下文将以《新青年》《青年杂志》第二卷之后改名为《新青年》，二者在序号方面有连续性，下文除了特别标明者外，全部出自《新青年》（《青年杂志》），为了行文的方便，下文仅注明卷号和期号。为中心探讨这一问题。
陈独秀首先倡导“写实主义”，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第一卷第二号（1915年10月）。中第一次提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尊现实”是“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写实主义“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他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第一卷第三号（1915年11月）。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变迁的路向，说明写实主义建基于科学理性基础之上：“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间接论证了写实主义的合理性。第一卷第四号（1915年12月），陈独秀（“记者”）在答复读者张永言的来信中明确表示写实主义是我国文学的方向：“吾国文艺，尤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提倡写实主义以取代古典主义和理想主义几乎是所有新文学家的共识，钱玄同的《〈尝试集〉序》第三卷第四号（1918年2月）。强调：“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所谓“用质朴的文章”、“直叙外面的事物”就是要求文章要具有“写实”精神。周作人的《再论黑幕》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也谈到写实小说的科学背景：“写实小说却更进一步，受过了‘科学的洗礼’，用解剖学、心理学的手法，写唯物论、进化论的思想。”
“写实”，要求用明晰的语言准确地写出人、物、事的细节、丰富的变动情态、复杂的关系；骈文由于采用对仗句式，选词造句的自由受到了较大限制，而且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关联词的省略，语句中大量产生意义空白，加上典故的使用造成词句的意义向“历史”的“回溯”以及语言意义的多向度性，更加重了与“现实”的隔膜，凡此种种都使得骈文不具有写实方面的优势，这也是新文学倡导者反对骈文的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