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认识周明先生已有好几年，他给我留下了“热心人和大忙人”的深刻印象。可不是吗，平时他来信，总要过问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的进展；我进京想找中国作协的领导汇报，他便事先和张锲副主席联系，使我如愿以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被朋友戏称为文坛“基辛格”，自新馆工程上马后，他更是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次我和他通电话，对采写他的专访拖了许久尚未动笔表示歉意，他却诚恳地说：“抢救（先写）老一辈，我倒无所谓。”
作者和周明我和周明初次相见，是在位于万寿寺西路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他早已年过花甲，看上去比实际岁数年轻得多，尤其是待客如老乡一般热情，使我相见恨晚。这位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坐在陈设简陋的办公室里，一气和我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从他下放咸宁干校被打成“五一六”的经过，谈到和老作家张天翼、陈白尘、严文井及友人阎纲的患难之交；从巴金先生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谈到咸宁大力挖掘向阳湖“文化金矿”的深远意义……
周明的讲述时而不堪回首，时而饱含深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他眼神里流露着和善，语调中充满了轻柔，给人的感觉特别舒适，我庆幸自己又遇到了一位值得“深挖”的采访对象和助人为乐的文坛长辈。周明一番回忆之后，感慨道：“‘五七’干校是以‘文革’作为大背景的，有许多辛酸的往事。但如果辩证地看，人生的磨难在当时是痛苦的，过后又是一种财富。我们这一代人既然经历了，就要面对现实。如今既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又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由于我对‘文革’有切肤之痛和对林彪、‘四人帮’无比愤恨，后来才主编了《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各界知名人士遭遇的诸多史实的记述。我和刘茵等几位朋友一起策划、筛选，是想用这样的行动，让后来人铭记历史，为总结、研究‘文革’提供资料。”
我插话道，早在十年前，我便开始收藏这套6卷本的书系，好不容易逐一配齐。周明听罢，很感惬意，马上向我补充介绍了该书问世的曲折过程：1986年初，前三卷的书稿交给刚刚创办的华夏出版社，社长是邓朴方。没料想刚刚出版，就有人向中央反映：“此书太集中反映了‘文革’的阴暗面，不宜发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得知后，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说：“有这样一本书，叫《历史在这里沉思》，舆论不少，你看一看，到底适不适宜发行？”朱厚泽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是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他浏览后觉得没什么问题，于是在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向耀邦同志报告说，全书基本上都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揭露‘文革’的文章，也有编者重新组织的少量约稿，可以考虑发行。这样才得到批准公开面向全国，但仍有人不断提出异议。好在邓朴方态度坚决，一次见到周明时，对他说：“你放心，这书没问题，我送给中南海的叔叔阿姨们（当然都是中央领导人及夫人），他们有的整夜看，有的边看边流泪，大都评价出版这部书意义重大。”结果前三卷一版再版，而且增编了后三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共计发行了近百万册，成为国内畅销书之一，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90年3月，还被译成日文出版。为此，王蒙先生特地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论述这套书的价值，对出版社表示感谢，并高度称赞了编者的胆识。
周明题词周明接着提到，《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收录了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是唯一反映向阳湖干校生活经历的文章。我顺便告诉他，我已和陈白尘先生之女陈虹同志联系，征得她的同意，选收其中的“忆群鸭”编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一书上册。周明笑着鼓励我说：“不久你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书系推出以后，很适宜我馆收藏，因为昔日咸宁干校几乎囊括了我国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代表。你现在进京采访，大家都愿意谈，说明想‘沟通’，特别对老同志是个安慰：咸宁人20多年后还没有忘记他！北京城这么大，干校人那么多，你的工作深入细致，很不容易。你自告奋勇挑起这副担子，真实记载了一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填补了干校文化的一项空白，对咸宁是个贡献，我们身在京城的文化人也很感谢你！”
说完，周明兴之所至，找来纸笔，潇洒地写下一幅题词，内容便是他的得意之句：“历史在这里沉思”。趁着晾干墨迹的空闲，他又热情领我参观了文学馆内的10多个“作家文库”，其中的“向阳湖文化人”就有冰心、萧乾、张天翼等名家。当我和周明再返回办公室时，他还从书柜里翻出一本《中国作家大辞典》赠给我，以备今后采访、写作之需。我揣着这本“大部头”，又嗅了嗅周明书法的墨香，不由得忆起著名诗人公刘的两句诗：“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