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匡满京城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中国作家》在1998年新招迭出，着实“火”了一把。先是第3期隆重推出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在体坛、文苑闹了场“有感地震”；接着，第6期又发表反映贫困大学生生活的力作《落泪是金》，使得全国许多高等学府一时洛阳纸贵。至于它的副主编杨匡满，年初也有一喜：诗集《今天没有空难》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真可谓事业兴旺，文运宏达。
远在鄂南的我，乐于文林听涛、艺海观潮，自然从内心对匡满先生表示祝贺。尽管这以前他接受我的采访后，一直无暇再和我联系，我却可以推测他是怎样的忙，如何的累。看来，相比而言，我还是稍闲一点，也该抽空把他的回忆公布于众了。
话说1969年9月，27岁的杨匡满下放向阳湖，是中国作家协会队伍中年纪最轻的一位。当时，文化部咸宁干校文化人最为集中，而五连作协的名人最多，知名度也最高。且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冰心、张天翼、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侯金镜、郭小川、李季、冯牧，一个个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小字辈”杨匡满因祸得福，幸运地和这批一流的作家们在干校结下了忘年交。
杨匡满在思索他开始对我叙述道：“我在向阳湖干了3年多，调回北京过了两天才满30岁。干校留给我的是一种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感受，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从你已发表的采访文章中得知，不少文化人用轻松的口气讲过去的笑话，但这并不是说想回到那个年代去。普希金有两句诗：‘一切转眼就会消逝，事情一过去便成为欢愉。’从积极的方面讲，向阳湖也使得我走向了成熟。现在回想起来，最忆干校的老作家们，在那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听了马上表示极大兴趣，恳请匡满先生详细谈谈。他欣然点头，重点列举了3位著名人物：
“先说光年。在咸宁，我和他同住一间房，一起呆的时间长达1年，可以说什么都靠互相关照。光年的习惯是好读书，坚持写日记，这点很少人比得上。他常常点着马灯学习马恩经典著作，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记》、《1848-1851法兰西阶级斗争》、《反杜林论》等，并爱在书上圈圈点点。平时两人闲聊，光年也同我谈起他过去当中学教员和初恋的经历，以及在延安如何写《黄河大合唱》。我能感觉出来，他的心情很压抑，因为他是‘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过去传诵一时的名作却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颠倒了是非，没有了公道，光年只是不说话而已。我知道他的左臂膀子有点毛病（1939年在晋西游击区坠马受伤），干活吃力，铲地不方便，总是尽量予以照顾。有次放假，我陪他爬丘陵、钻林子，一起拣灵芝，这种时候才得见他开怀大笑！
“再说冯牧。他住在我隔壁，串门十分方便，有次大家回京过年，我便和冯牧搬到一起住。他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身体又有病，肺气肿，有时甚至担心身体吃不消，对我说，恐怕再回不了北京。他对整他的人不计较，反说别人心肠不坏，只是幼稚。我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平日劳动，看他累得够呛，便干脆对他说：‘你就多坐一会儿，重活由我来干。’冬天连里忙大批判活动，我和冯牧被派工看守远离连队的草料场，两人躺在草堆上，用棉被裹住脚，天南地北，无话不说，包括个人的爱情生活。这种潜移默化的交流，十分难得，冯牧先行一步回京后，还给我寄过两三次书。如此友情很不一般；
“还有难忘的小川，诗人最大的特点是‘可爱、天真’，不明哲保身。小川在干校刚一‘解放’，便为受审查的老干部和我们这些被打成‘五一六’的年轻人打抱不平，反对搞逼、供、信。他特别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经常和肖德生、周明、吴泰昌、崔道怡等晚辈一起下军棋、打桥牌，互相开玩笑。有次，他让我去咸宁代发几封信，我看信封上写的是他的儿女小林、小惠的名字，便打趣说：‘你又给弟弟妹妹写信了！’他马上回敬一句：‘是写给你的弟弟妹妹的。’在向阳湖，大家还爱敲小川的‘竹杠’，他特别大方，有钱不留，你如果要他请客他立刻答应，并且许诺‘以后干校的朋友回北京，夏天请吃烤鸭，冬天涮羊肉！’小川有次回京探亲写信给我，说他感觉自己老了，有工作干就行。小川还找到国家体委，向王猛推荐我和周明，说我们一个可作笔杆子，一个可作活动家……”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匡满先生说起文学前辈都很随便地直呼其名。我感到亲切，这和地方上好像非得称职务方显尊重的习惯大相径庭。他解释道：“中国作协多年的传统，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叫名字。”从交谈中，我还了解到，匡满先生刚分到中国作协时，是唯一在大学发表过作品的人。他到干校，属于“三门”干部，开始走“五七”道路，有一种新鲜感觉，既高兴又迷惘。后来几经摔打，冷静观察，遇上运动便比较敏感，毫不犹豫和老同志站在一起，也再不轻信什么人或盲目跟着谁起哄。“四人帮”倒台后，他和老同志一样欢欣鼓舞。不久，和哥哥杨匡汉合写了《战士与诗人郭小川》，这是“文革”后第一部作家评论专集，由冯牧写信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推荐，1978年出版。次年他又和郭宝臣合写反映“四五”运动的长篇纪实《命运》，在《当代》上发表，轰动一时，后来出了单行本，并译成日、法、匈文介绍到国外。
我知道《命运》是由严文井、韦君宜写的序，还获得过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便请匡满先生介绍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和体会，他毫无保留地畅谈一阵，然后鼓励我说：“我觉得干校题材应该涌现更多的优秀作品，你要力争写出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将来开笔写向阳湖的报告文学，可以重点解剖几个连队，如老作家较多的五连和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和杨匡满从匡满先生充满激情的话中不难看出，他强调的是分量，呼唤的是大作。我自然心领神会，可以预料，再过20年，当匡满先生也成了老作家的时候，如果我再上门拜访，他一定早已读过我写的报告文学，一定会仍和我谈起活在书中的文坛前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