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青皮小罐无孔不入地藏满我的书包，肥硕的包身长出鼓囊囊的肌块。有三四罐醉醺醺地趴倒在小说集旁的罅隙；有一罐贼头贼脑地躲在叠好的衬衣里，很难被侦探到；还有两罐包里实在挤不下了，干脆赤裸在左右两侧的网兜里，显得羞涩和委屈。我记得趁母亲老眼昏花一不留神时，已偷了好几罐撇出去，可上了火车一拽拉锁，见又长脚一样跑了回来。
我愤怒地给母亲打电话：说过多少次了不带不带，咋又塞了那么老多，沉死我啊！
母亲辩护道，没咋带啊，车上不得解解渴么！
解渴，解渴也不用这么老多啊！
我焦躁地挂了电话，心说，让你带带带，急眼一扬脖全给它造了！边发着狠，边掘出一罐掐在手上，手指掰得嘎嘣作响，就要去抠那没脾气的铝环。
车皮底下响起了粗粝的摩擦声，我的鞋底一阵酥动。凝重的月台在迟缓的游移中变得模棱。蓄势待发的手指如临电击地僵硬了起来。刹那间，我涌起满心的怜伤。
采风般的探亲日，就这么蒸发掉了。
时光，亏折的时光！
我忽然决定把这些负重的易拉罐一个不落地背出站台，背进地铁，背上自行车，一直背进胡同小宅。我背着它们吭哧吭哧地走啊走啊，一想到那些汁液在罐子里哗啦啦地摇晃奔突，怒冲冲地咕咕着气泡却找不到发泄的出口，我就宛如施虐一般得意。我要把它们像祖母和外祖母的君子兰一样养起来，齐整整地排列好，等候某一个忽然寂寥或伤感得无法入睡的静夜，再一罐罐摘出来慎重地拉开——绝不告诉母亲。
愈真挚的心绪，愈容易说得矫情。
在被京腔京韵鸡毛蒜皮油饼豆汁封锁得密密实实的老胡同里，能够警惕我别稀里糊涂地感染上京腔，别忘了胡同往北还有一片湿润茂密的东北森林的，好像唯剩这些青绿衣装的易拉罐了。它们卑微而哑言，内壁里紧缩着一个清冽澎湃的气场。来北京谋生后，我愈发稀缺这种气场的补给和保护。那一声拉环被抠开时大气粗鲁从不拐弯抹角的脆响，那坚定决然地浓酽在口腔深处久不退避的麦芽香，那不打招呼直接钻进食道就开始激情燃烧的气泡，俨然暗中提示着我的立场，修补着我的彼岸。
俄文一样繁缛的铺叙，只为说出格瓦斯。
后海酒吧里粉黛一新饮尽铅华的北京人和伪北京人未必知道这种俄式饮料，但在东欧平原和中亚细亚大陆的许多城市和田间，一些民众正在为它痴迷。
我对格瓦斯的痴迷史，仅有六七年可溯。
九十年代初，当我在三姓街大院和小伙伴们拔橛子打水枪飞檐走壁热汗淋漓时，盼得跺脚的汽水似乎唯有小铺卖的冰镇大白梨和橘子露，分明不知什么格瓦斯；到了世纪末的宣庆小区时代，至多加一款小雨点。直至在长春读大学，过年回家才在餐桌上初见那琥珀色的饮料。母亲说，多少年了，这格瓦斯又卖起来了，整两瓶回来尝尝，看变味没。我说长这么大为啥没见过。母亲说不道啊。我说不道不道吧，我先整一口。
但那时年轻的我已行了斋拜，啤酒般的橙黄色泽使我迟疑。抓起瓶子，转着配料表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所有回民对待陌生食物以及陌生人给的食物最惯见的动作），没有找到酒精，却被酒花弄得纠结。我忍下了，次日去问教门最好的大舅。他说格瓦斯就是液体大列巴①，喝吧孩儿，哈俩里②。
抿一口，再难放下。犹如新烤好的黑麦面包的浓香中，弥散着甜，勾兑着酸，拉拢着苦，还有些什么味道却说不清了；只知胃里刷刷地胡乱滚着，一个回肠荡气的粗嗝冲杀上来，喉咙一松，头脚都轻捷、通透了起来。
人与饮料，原也需要配型，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那味道感冒，父母亲就仿佛不怎么着迷，但从2004年搬到文景花园，每次回家，橱柜里窗沿上餐桌边再无可乐，只有越堆越多的格瓦斯，有得莫利的，也有秋林的。后来出现了易拉罐，青色表皮上用墨绿的细线勾勒着秋林的老模样，还有叽里拐弯的俄文。深夜写作，启开一罐，比咖啡都舒爽。回长春，后来回北京，也都塞几罐送同学同事，只一句：家里的特产，没多带，尝个新鲜！心里美得不行。年关逛家乐福，大瓶小罐劈里啪啦往推车里扔，黄澄澄明晃晃的半车子，满场最是惊艳。
常有顾客指着问：你们买那老多的是啥玩意儿？
格瓦斯呗，没听说？
听说是听说，没咋喝过。那玩意儿好喝么？
问答得多了，隐隐觉察出一种冷峻：入驻哈尔滨百余年、张口闭口被唤做特产的格瓦斯，其实远未融入这方水土。一条中东铁路让俄国人选择了哈尔滨，高傲的哈尔滨人愉快地接纳了石铺的长街、拱顶的教堂、一大堆念出来土了咔嚓的“东北俄语”单词，爱上了锅盖大的列巴、皮硬心软的塞克、瘦唧嘎啦的红肠以及酸黄瓜苏伯汤马迭尔冰棍。
唯独格瓦斯，百年间若即若离，带着一丝苦涩的微笑。
听祖父讲，幼年闯关东落脚时，秋林确有格瓦斯在卖。穿戴考究的苏联门童替客人恭敬地拉开门，这排场，总使穷孩子不自在，便不常往。客居的滨江大院，都是关里来的老回回，房东是松花江上的一个货船长，常年跑苏联，会一口厉害的俄国话，但祖父也未因这样的背景，喝上一口格瓦斯。
赶等哈尔滨的街头巷尾能见得到了，当是光复后老毛子上街的时节。苏联大兵口边离不开这东西，百姓却也只是远远看着，并不觉得与自己有关。略显得惯常，大约已是五六十年代。那时父母还小，学校开运动会，家里才给带一瓶，一毛五，很奢侈了（平常只喝一分钱管够的凉水）；大人去江北野游了，单位便发一个列巴，一瓶格瓦斯，晌午填补填补。再往后，工艺也一度流入长春吉林，用的是大白梨的那种老瓶，汽儿很冲，面包味却做不太像，便加香精，兑出了雪梨草莓橘子味，也还叫这洋名字。
此时的格瓦斯，虽存其形，魂已不复。
很快就有传闻，说是由于灌制的气压过大，经常爆瓶，便下了禁令。其实反苏修的时节，也早有所禁忌（连果戈理大街都改成了奋斗路）。格瓦斯到东北转悠了大半个世纪，还是没能摆脱消隐落幕的悲剧。
如今那一抹澄明清澈的琥珀色，重新苏醒，仍只是点染在超市货架或专卖店里，带着一丝贵族气质，孤立无援地等着粉丝来找。
真正立稳脚跟的，还是啤酒。1900年，哈尔滨诞生了中国第一家啤酒厂，近年啤酒年销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慕尼黑。说是用哈尔滨人一年喝下的啤酒易拉罐，能修三座松花江大桥。遍地凸起的啤酒肚，还给哈尔滨招来了一个“中国最懒城市”的殊荣，与丽江、拉萨齐名，无辜得可以了。
失宠于哈尔滨的格瓦斯，在原乡，却身披大美。
那个有点吝啬的小饭馆主人肯定想不到，他把食客掉在桌上的黑面包渣划拉起来倒在水桶里，却在第二天奇异地闻到了浓郁的酵香之后，这种意外发明的饮料在东欧大陆风行的前定，已经被暗示。在冬季漫长而高寒的大地上，对俄罗斯、鞑靼、乌克兰等民族的人们来说，格瓦斯意味着驱寒的火种、饥饿的慰藉、劳作的力量，“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普希金语）。修道院、兵营、医院、农舍，大地上到处流淌着酿造的气息。汗湿的男人刚进家门，能来上一杯女人做的格瓦斯，是劳作后最大的慰安。吃完奶制品和牛羊肉，也来一杯格瓦斯，闹腾的五脏六腑马上就消停下来。在俄罗斯，能酿制出可口格瓦斯的女人是能干的女人，是贤惠的女人，也是受人尊敬的女人。
土地上流传着这样的话：“有了面包格瓦斯，我们就有了一切。”
人们甚至在说：“不起眼的格瓦斯好过圣水。”
对一种饮品，竟能有宗教般的敬重与向往，奶茶、酥油茶、盖碗子（绝不包括可乐与酒）可能都是亲近的参照，但唯有格瓦斯，被忧伤、坚韧的俄罗斯民族赋予了最贵重的品性。
苏联解体后，千奇百怪的外国饮料涌入俄罗斯。这个国度的民众，绝不让自己的格瓦斯倒下去，每一次经过超市货架的人，都会本能地拿几瓶放进购物车里。他们都该记得，1982年，国际清凉饮料评比中，格瓦斯曾以超过一半的分数力压可口可乐而夺冠。那种胜利的快乐，显然不仅源于是饮料之间的制衡。俄罗斯人在格瓦斯的滋养中，发酵着一个印象：护住民族精神的乳汁，就是护住这个民族的元气和尊严。
格瓦斯面朝民众，旗一样地站着。
在莫斯科做生意的表哥回来说，一身醒目黄色的大闷罐圆桶车，骄傲地遍布莫斯科的街头，可乐却是少见的。腰扎围裙的漂亮姑娘，把一杯杯颜色和口味都很浓重、绝不轻易变淡的格瓦斯，递向焦渴的人们。散放着的密封铁皮桶里，拧一下开关，冰镇的格瓦斯便如啤酒般汩汩流出，花上六个卢布就可以买一杯。
那是一种穷人也能端庄、自在地喝上几大杯的饮料，是洇润在民众灵魂深处、亲手可制、唾手可得，而不必排在麦当劳、肯德基的柜台前举钱乞讨才能等来的饮料。
只此一个理由，唯它贵重，唯它佳美。
这样激动地想着，不禁对故乡有了几分伤感和遗憾。纵使再留下十条欧化建筑，鳞次栉比，但一进去就怕挨宰的中央大街，却独缺一杯在街上随意可饮的格瓦斯，哈尔滨又有何面颜以“东方莫斯科”的洋名自喻？或许只能一叹：舶来的格瓦斯，终究质地不纯。
轻浮的判断很快被击碎了。
那是2007年的夏天，我刚从西海固拍完片子，在固原城死缠烂打买到一张两天一宿的站票，去新疆参加笔会。初到乌鲁木齐，已是晚上七点多，城市仍是一派白昼的喧哗。我在老网友天山安排的旅馆洗了澡、换了衣服，又开车接上我所尊敬的回族作家杨峰先生（中学就在读他的《托克马克之恋》），天色才有黯淡的迹象。我忽然发现浑身只剩两块钱了（本来在火车上有十二块，半夜求一坐，被勒索去十块），心想初次见作家，做晚辈的应该像模像样地请个客，便央求停车找银行。
当然未能得逞。那是新疆，不是上海。天山一踩油门，直把一行五六人拉到了小聚的夜市。天山说，我们都在这里聚的，拉个话，随便。
还未走近，浓香已经扑来，那么长的一条街，全是风味各异的西域小吃，我有些受惊。眼神木木地，胡乱找排挡坐下了。天山已娴熟地叫起菜来。
杨老师喝个啥？天山礼貌地问。
还是卡瓦斯（译音上略易一字）吧，让小石头也尝尝。
我眼睁睁地盯着服务员端着晶莹剔透的大扎杯，到街壁的大木桶前，轻巧地拨开水龙头，清澈澄明的琥珀色液汁哗啦啦流淌出来，很快漾满了杯子。端来一碰，冰凉沁人。
如临异域，真临异域。
我羞赧极了。
我真不该只因生在哈尔滨，就自负地以为格瓦斯唯其独有。我真不该可耻地遗忘，除却黑龙江流域，与俄国接壤最多的其实是新疆。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显然先于中东铁路修建的十九世纪末），俄国没落贵族已将卡瓦斯带入伊犁、阿勒泰、塔城、乌鲁木齐一带。与哈尔滨不同，卡瓦斯一与新疆大地接吻，便直接迎向了最底层的民众。不喝酒的维吾尔、哈萨克、回回，当然也包括汉人，把它盛进了壮硕的木桶，安插在每一个聚落的夜市和民族餐厅。
大地之大，大在襟怀。
那一晚，杨峰先生与我谈了许多，文学的追寻、理想的阻遏、民众的心情。没有酒精的格瓦斯一杯杯地续着，我醉倒在乌鲁木齐丰富、辽远的眼神中。
这些年来，母亲坚持把一个个青皮小罐，在临行时刻，强行藏满我的书包。掰扯不过，也就由她像孩子一样藏着，回到胡同后，我也像孩子一样，一罐罐把它们翻找出来，再像积木一样排列整齐。听说北京已有秋林专卖店可以买到格瓦斯，终于有理由告诉母亲不必再带。实际上，我还从未去找过那些店，也从无这样的打算。对这些带着故乡体温的易拉罐，我心存感激，但见过更大的天地以后，迫切想念的，唯有夜色下一个个体胖心宽的大木桶。
此后凡去新疆，必想方设法从宾馆逃遁出来，哪怕只一会儿，跑到夜市上，亲手接两杯瓦凉瓦凉的卡瓦斯。到了那拉提草原边上的伊犁小城，更要胆壮声高地要杯格瓦奇（译音上又易一字），不必担心店家脱销或是怠慢。
那是一片俄乡之外喝格瓦斯真正要去的土地。
真正对味的土地。
我并未忘本地觉得木桶里的味道一定比易拉罐醇香和本色，但它输送给我一种清冽动人的感受：人民的格瓦斯，永远要把它还予人民。
原载《西部》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