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掉的日子
三姓街大院的阳光总是很丰满，似乎没有一处阴冷的死角。楼群间的院落当心，空出两方大块的泥土地，用绿白相间的小栅栏围了，杂乱地生着些花花草草，都不名贵，叫不上名字来。有心的人家会栽上几株向日葵，向日葵健挺、饱满的脸盘总是逐着温暖的光芒。结籽儿时别家孩子都去采食，主人也不管束；只有我见了那张比我还阔大几分的葵花的脸，觉得凸凸凹凹麻麻裂裂的，唯恐钻出几只马蜂来，便从未动手采过。
姥姥无常后，我再没去过那院子。常在异乡想起，仿佛有了记忆以来，就不曾离开。实际上，我只是把童年交给那院落收养了六七年。时候并不长久，但足够一个孩子从一个样子长成另一个样子了。后来搬了家，为着看望卧床的姥姥，也常去。
院子是在我出世那年动迁的。先前这里是一片老平房，有些年景了。房子盖得都很结实，墙体夹层很厚，拆时就须费些气力，据说早先是老军工那边延伸过来的日本兵的驻地。光复以后，不少闯关东的人家聚落于此，单是老回回就有十八户，在哈尔滨算是密集的一处了，回民大院就被叫开了。我的姥爷携家眷从道外江沿迁过来，是靠小吃买卖过活的。他无常得早，姥姥一个三十多岁的矮妇人扎把着五个满地跑的娃娃，经了太多的灾劫。荒年熬过去后，她重重地舒了口长气，叹道：为主的哟，再有一年就挺不过去了，就要出亡人了。
老院动迁前的许多事母亲常与我讲起。她是落生于此的，自然记得清明。院中有许多老榆树，淘小子都上树去掳榆树钱儿吃，母亲幼时也跟着小子上过树，有一次把新做的裤子挂了一道口子，骑在树上哭咧咧地不敢回家。讲到这里母亲总要笑的，我却从她爆裂的笑颜里读出几分忧郁。时光像压在泥土上的磐石爬满粗糙的青苔，同人的面颜一样老掉了。动迁时，那些树一棵也没有活下来。岂止是树呢，那时节，单是我家的一方小院就被姥姥种下了密密层层的紫丁香、夜来香、爬山虎，满院沉甸甸颤巍巍的花枝上，驮满了神气的香味。谁路过闻到了，都得朝院里望一眼，看看这户人家咋这么要强，饭都吃不上了，还把花伺候得那么精神。姥姥坚持着认为，花能活，人就死不了。花香养活着艰深年景里穷回回的心气。后来搬进楼房，姥姥还要养花，仅有的三个窗台被花挤得满满当当，拉开抽匣，全是黑溜溜、圆滚滚的花籽儿。那时我与姥姥同住，我至今惊讶那个白头发的老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神头，隔三差五就把花从窗台一盆盆地搬到卫生间。水是早就备好了的，老人拿喷壶满意地浇着。那些君子兰、吊兰、令箭荷的花叶由干枯变得湿润时，姥姥的额头也是湿漉漉的。我看见她的眼睛在笑，皱纹在舒展。她看花，就像看着襁褓中的我一般。
姥家小院那一方湿软的泥土，也生养过许多活物。
兔子是最稀罕人的。可养着养着，一晃就没了影踪。舅舅把小棚子翻了个底朝天，仍不见。一家人就很伤感。有说是跑了的，有说是被黄皮子叼了去的。却有那么一个清早，舅舅拉开小棚子的柴门，眼前竟是雪绒绒、肉乎乎的一大团——老兔子领着新下的一窝小兔子回来了！它们还记挂着这个穷家。不远处的泥土地上，多出一眼小洞，那个神秘的通道曾把这些生命引向一个未知的异地，又护送它们回到原地。
一只母鸡咯咯嗒嗒地唱着歌，质检员一样踱着骄傲的步子。它用稀稀落落的鸡蛋，蓄养着一家孩子的念想。在那些年景里，鸡对人是有恩德的。可它偏不安分的，有一次跑出去被马车轧死了。回民有操守，没念过太斯米就宰的活物是不能吃的，姥姥就把那只鸡送给了汉民赵大爷。肉香从隔壁逛进了屋，赵大爷咂着小酒，嘿嘿笑着用关里腔喊道：多香的肉啊，你们咋就不能吃哩？一屋娃娃眼巴巴地瞅着，嘴角嚅动不止。分明是好模好样的鸡肉么，合着不是阿訇宰的，就送人了！可孩子们没有作闹，更不曾怨艾，默默地嚼起掺菜窝头来。
他们渐渐懂了：一个民族的心里装上了伊玛尼，就要负重得更多。
那些孩子
院子外围的世界俨然异域。
出去不几步，有座俄式宅院，一双俄国老人不常出户，像两个苍老的精灵守护着那个神秘的城堡。孩子们愿意在城堡附近耍玩，偶尔赶上老毛子出门，会给这些娃娃一些糖果。俄宅门前的三姓街，常有一个赶马车的鞑靼人，拉着两个硕大的木桶疾驰而过，雪白的鲜牛奶就在桶里摇摇撞撞，晃动着嫩嫩的乳香。这一幕舅舅记得深切，他常站在街角望着远去的马车夫和牛奶，那一切显然与自己和回民大院毫无关联。多年后，舅舅在江沿集市结识一个鞑靼人的后裔，才知当年那车夫正是他的兄长，也是穆斯林。炮队街的鞑靼礼拜寺便是由他们这一家侨民照料的。后来听说那座寺转交给了伊斯兰教协会，地皮被变卖了许多。
哈尔滨再无鞑靼人了。
街巷另一侧的院子是个机关幼儿园。园中有滑梯、悠悠，有美丽的女老师拉着手风琴教唱歌、说歌谣，穷孩子却只能趴在绿栅栏外面，透着缝隙朝里面望着。但他们有自己的乐，譬如用木板、砖头垒起一个乒乓球案子，排着队每人打两下过过瘾；譬如把木板穿上铁丝，做成脚划子，绑在鞋上在冰面上滑开去；譬如自制的手枪、弹弓以及冰尜。
无须任何物件，空手就能耍起来的，大概只有藏猫猫。
菜窖是母亲最常去的藏匿处。赵大爷家的二丫与她年龄仿佛，就搭伴去藏，因地形不熟，未等下到窖底就摔了个屁股蹾儿，母亲也跟着摔下去，揉揉屁股，却无事，也就憋着不央叫。等听见窖外别人都相继找到了，两个小丫头还是不冒头。等啊等，隐隐听到赵大爷在喊：“二丫，吃饭啦——”这才爬出去，伙伴们早没了踪迹。
我怀疑，这藏猫猫的把戏是陪伴过每一个中国儿童成长的。我在这院里玩耍时，也藏过。我们的游戏更复杂些，被藏的不光要藏，还要想法去拔橛子，也叫做偷电报。游戏总是很快就结束，方方正正的楼房一览无遗，实在无那么多隐秘的旮旯和洞穴，地窖更见不到了。我常由此以为母亲的童年固然苦，却一定要快活得多。
伙伴之中，老曹家的六姐、老戴家的六姐，都是自小玩到大的。因是隔壁街坊，同母亲最铁的，倒是那个赵二丫。赵家两个大人上班，家境好一些，总给孩子们爆爆米花。姥姥却只能给母亲她们抓些黄豆来爆，也一样开得出花来的。二丫就常给母亲捧两把爆米花塞到手里，少有着孩子间的计算。她们甚至共同在地下挖了一个坑坑，把不舍得吃的月饼用纸包上，埋进坑里，一次掰下一点儿来。有一回正在刨坑，一偏头，见舅舅正在窗户里瞅着她们笑呢，就觉得天大的秘密被曝了光，急忙转移阵地——苦孩子的心地是多么丰盈呀，和泥土里的物质一样坚硬而柔软，那些共患难的年月，簇拥着她们走过相互惦念和支撑的一生。如今二丫在广州发了家，家财千万，却从不摆谱，年年回东北，再紧的时日也要找母亲一聚。她们是下过一个菜窖、将牛油月饼和大肉月饼埋进一个土坑里保藏的姊妹。
这些孩子
在小栅栏围成的泥土地的墙根下，密布着宽宽窄窄的蚁洞。丰满的阳光诱惑地照耀着。不丁点儿的黑蚂蚁、米粒大小的黄蚂蚁，以及肚子圆滚滚的大红蚂蚁，都探着细细的触角出来晒太阳了。我的伙伴们早已备好了玻璃碴子——“碴”在东北土话里被读作上声，就隐约增了几分匪气——等三五只蚂蚁凑到了一起，轻松一脱手，玻璃碴子便实实压在它们身上。蚂蚁们来不及惊慌，不知道阳光明媚的夏天正在发生什么，它们努力地蠕动起腰身，小须子一顶一顶，仿佛要向洞里的世界报信。孩子狡黠地笑了，伸出一根手指戳在玻璃上面，随着扑哧一声细微的响动，蚂蚁们变成了一摊黄压压的肉泥。
一只最小的黑蚁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玻璃的重压，只使它陷进了土壤深处。孩子的指尖转了转，仍没有使它压扁。这使他感到挫败。他把玻璃掀开，将手掌温柔地摊在小黑蚁的面前，引诱它先爬上来，然后卸载到水泥抹成的水平墙面上，那里要平滑许多，这时再用玻璃碴子一抹，就不会出现意外了。被血迹涂抹得模糊不清的玻璃碴子仍然反射着凌人的光，那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刚刚完成试验的未来的科学家、医学家和杀人犯甚至来不及用砂土清洗一下手指，又在勘探新的洞穴了。他们奶白的皮肤正在阳光的辐射下变黑变硬。
这块唯一的泥土地，是老院留下的最后一点旧闻，也是小生命最茂盛的领地，卑微的生存与毁灭可能在每一刻悄然发生。向日葵旁的一丛密草使我一向觉得遥远和冷郁，便不轻易靠近。有一次，采食葵花子的孩子惊叫了一声。他们发现了蛇。
城里怎会有蛇呢，只可能是饭馆中逃逸出来的。实在是一条瘦小的蛇，说是泥鳅，也不是不可以信的。男孩子迅速找来树枝、砖头、石块，竞赛般向小蛇砸去。当蛇的光洁皮肤被划痕割裂得不复有气力逃窜，一抽一抽地盘缩成一团时，孩子们找到了难述的满足。这时年龄最大的孩子王提议：我有打火机，烧！
我终不能再围看，像遇到叫花子老头一样，怀了寒凉的恐惧急奔回家。那条蛇扭曲抽搐的影子盘亘在我的眼里，像一团撕裂的火，灼烧至今。我觉出一种隔膜来了。中国人独具匠心的坏心眼，往往是从孩童时代对待动物开始的。他们——不，我们，总是对弱小的事物（即使是生命）感到无所谓。根源在哪里呢？是什么让孩子的眼睛失去了痛感，让心不再敬畏？这磐石一样重的命题，我搬它不动了，就存在心里，用一生的时光去磨打好了。
老掉的人
当我在泥土地为死去的蚂蚁悲戚之时，楼群的墙角边，总仿佛三三两两地坐着晒太阳的老奶奶。姥姥那时已下不了床了，母亲也偶尔会推轮椅出来，让姥姥和老邻居同坐。她们的皱纹凹得那么深，像是煮老的牛肉绷着粗深的纤纹。她们哑默在各自的冥想里，滞重的目光坠落在不同的方向，彼此多时也不望一眼，甚而隐去了含糊的对白或独白。她们很老了，便只满足于这样安宁地坐着。如若时光能把这些老人的皱纹化开，使她们回到三十年前或者更久，她们背后生硬、冰冷的楼群，就会变出一株株郁郁葱葱的大榆树来。夏夜的庭院，已不年轻但风韵犹存的媳妇们在榆树下围坐一团，一面打着毛衣纳着鞋底，一面嬉笑逗趣，或者佯装怨怒地言述男人的粗鲁和孩子的乖戾。到处是树叶抖落的香味，到处是蒲扇摇动的密影。我们的母亲，就在她们母亲们的周围风一样地跑着闹着，累了就停下来，仰巴着脑袋瓜数天上的星星。母亲常说，那时的星星那么大那么清澈，仿佛刚用吊罐的水濯过一般。
有一天，我在大车棚的墙角看见一只棕色的长条木箱，上面刻着我看不懂的花体阿拉伯文字。它安宁、寂静地在那卧了两天，第三天就不见了。母亲告诉我，那是经匣子，你回姥无常了。
我那时对于死亡并没有什么概念。一只木匣在墙角的出现，甚至还没有玻璃下面蚂蚁的殉道令人觉得难过。可是后来的日子，我再没见到回姥了。她本来是常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可她突然被经匣子抬走了，我就有些惊慌起来。
一张有些丰硕的脸庞，一身青衫，一双白牙儿布鞋——对于回姥，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她走路弓着背，步子挪得极慢——大概其余的老人也多是如此的——我没有听到她说过一句话，总觉得她离我很远很远，可我看不到她了，又觉得她像我的一个亲人。后来我去老回家送过几次油香，是子女开的门，并不认识我的，但听说是老尹家送来的油香，就满口道谢地接下了。
回姥于我家是做过亏折事的。
那是挨饿的年景，回姥是组长，挨家挨户分豆腐渣，因我家那次去得迟了，就不给分，却把我家那一份领到了她们家。草芥般的食品，在特殊年代对人的刺激是要被夸大的。孩子们都记住了这件事，姥姥却从不提，依旧年年吩咐孩子登门送着油香。回姥被经匣子抬走了，姥姥也被经匣子抬走了，回民大院的老人所剩无几，那油香却仍送着。
马姥，大概是院中健在的唯一的老人。动迁后就住我家楼上。
姥姥与她，是同在新发回民饭店上班的。姥姥收款兼面案儿，马姥上灶。据说这马老太太是双手颠大勺的，一次炒两个菜；她搭手擀饺子皮时，也是双手同时按面团的，又圆又平整。她是那种泼辣的关里女人，粗粗的嗓门总像是在喊着。她却喜爱我，每次逢我总要用砂纸一样粗糙的大手扑打我的头，说这后生又长高了几分。
马姥的心计是不寻常的，唯独对姥姥，她成了乖顺、透明的一个老妹妹。那时姥姥长年卧床，她家凡炖牛肉，一定满满地盛出一碗端下楼来；凡包饺子，第一笊篱捞出来，一定也要送下来；她的几个儿子继承了母亲的绝活儿，上灶有一套，做了好菜，也都照送不误。这使得姥姥和母亲她们常觉得不安。可是马姥送好吃的时从不高喊，她把肉碗往桌上一放，嘴里叨咕着口到口到的话，转身就噔噔噔上楼了。
姥姥无常时，是个冬天，天寒地冻。小寺里人头攒动，我在一片茫茫的哀戚中，看到了马姥，那个精明、瘦小的老太太，眼里涂满了灰暗。她蜷坐在厚厚的棉大衣里，在厅堂的角落静静呆着，不发一语。我走近去打招呼，问马姥，你还认得我吗？她惊异地抬起头，忽地用那双比榆树叶还要凌弱几分的小手死死地钳住我的大手，说，这后生，长这么高了。
我看清了她皱纹丛中开花的眼睛，像一汪将涸的老井的水。
原载《散文》2010年第8期
转载《语文报》2011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