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回族的《香子与鹿交朋友》，源自《凯里来与迪木乃》第256页的《老鼠和老猫篇》。阿拉伯故事告诫人们，友谊与敌意，朋友与敌人，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上。友谊会变为敌意，敌意也会化为保护和友谊，而回族民间故事强调作恶必遭惩罚的道德说教。
6、回族的《黑头虫无恩》、《狼心狗肺的由来》源自《凯里来与迪木乃》第330页的《行者与银匠》。两个故事相比较，《行者与银匠》更具有真实性，更贴近生活，而回族民间故事更具有幻想性、浪漫气息和喜剧特色。
7、回族的《老鼠嫁女儿》源自《凯里来与迪木乃》第225页的《雌鼠择夫》。两个故事大同小异，差别不大。
8、回族的《老虎和鱼》源自《凯里莱与迪木乃》第66的《狮子与黄牛篇》。两个故事主题相同，情节相似。
9、回族的《阿訇与蛇》，源自《凯里莱与迪木乃》第170页的《与敌人讲和无异于玩蛇人将蛇放入袖子里》。故事都以“人救蛇后反被蛇咬死”寓言故事，告诫人类不要与敌人为善的故事。
《凯里莱与迪木乃》是一部寓言故事集。据说，该书一问世，阿拉伯人无不惊赞，争相传抄阅读。一部故事书为什么会引起阿拉伯人的高度重视呢·这与中世纪时期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有关。据历史记载，阿巴斯时代（750—1258）阿拉伯人对知识和科学探索精神空前高涨。最初，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零星翻译古印度和古埃及等国的经典。此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这些原本个人从事的、零星的翻译活动渐渐演变成一种国家行为。最后，逐渐形成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阿文版的《凯里莱与迪木乃》就是“百年翻译运动”的产物。该书采用寓言体故事的叙述方式，对统治者提出批评、劝诫，表达了改良社会的理想；希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提倡真、善、美，斥责假、恶、丑；以及如何在一个不公的社会中趋利避害等等。因此，阿拉伯人把它视为“改善道德，教化心灵”的最好教材。书中的许多故事在阿拉伯地区家喻户晓，深受人们的喜爱。所以，《凯迪来与迪木乃》中的故事很有可能随着中阿文化交流的频繁，被阿拉伯人带入中国，或者是回回先民连同这些故事“留居”在中国，一代又一代地被保留在回族民众的口头叙述中，成为教化子孙的最佳教材。
（二）《一千零一夜》与回族民间文学的历史渊源
《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是以古老的波斯文故事集《一千个故事》为基础，吸收了印度的《五卷书》（公元前6世纪）、伊拉克的阿拔斯故事（公元10－11世纪）、埃及故事（公元13－14世纪）等内容。公元8－16世纪经历许多代人的整理编辑，加工提炼，才逐步形成了阿拉伯经典文学名著。
《一千零一夜》与中国的联系可以推溯到唐代。这一点，可以透过胡人识宝故事在《一千零一夜》中出现得到印证。早在唐宋时期，回回先民以“番客”身份入居中原后，他们就把阿拉伯故事带到中原。经过回回先民的改造，使这些故事不仅更加适应了回族民众的社会心理，而且，阿拉伯故事特有的、鲜明的文化特质，也在回族民众中不断地被激发和释放，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民间故事，最后汇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一千零一夜》与回族民间故事相类似的作品有：
1、《水牛和毛驴的故事》与回族民间故事《人为什么不懂禽兽的言语》、《阿牛牧羊》等同出一辙。回族民间故事《人为什么不懂禽兽的言语》完全保留了原故事的基本情节。
2、《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与回族民间故事《花牛娃》。“大妻谋害小妾和她的儿子”在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比较常见的类型。
3、《鸟兽和木匠的故事》与回族民间故事《狮子与人》讲述动物与人的故事。
4、《以色列法官与妻室的故事》与回族民间故事《艾丽娃》都属于妻子寻夫的故事。
5、《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与回族民间故事《阿里巴巴》两个故事从主人公名字、故事情节的演绎完全相同。
6、《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和艾博·哈桑的故事》与唐人笔记中的《魏生》、《青泥珠》、《宝骨》、《水珠》、《龟宝》等故事和明人陈洪谟记述的《水宝》情节大同小异。
7、《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与回族民间故事《阿里和他的白鸽子》都属于寻妻型故事。
8、《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与回族民间故事《北风雨》属于意外得到宝物和寻宝故事。
根据笔者看到的相关资料，共总结出以上8例故事。通过回族民间故事与《一千零一夜》的比较来看，回族民间故事在传播、传承阿拉伯故事的过程中会采用因袭或巧妙地改编的方式，使之符合回族民众的接受心理。比如，回族民间故事《阿里巴巴》和《艾丽娃》从叙事情节到叙事模式，完全沿袭了阿拉伯故事的风格。回族民间故事《阿里巴巴》不仅沿用《一千零一夜》中主人名字，而且，许多情节，如老三向老大借斗量金银，土匪侦查阿里巴巴家在门上划上记号，女主人公借献舞刺死匪首等，也都完全一样。《艾丽娃》中许多情节，如艾丽娃屡遭家人欺负，几次险遭陷害，不得不离家寻夫。后来，她女扮男装，作了一国的君主，与丈夫团聚。故事中的城市、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有些描写与《一千零一夜》中的《以色列法官与妻室的故事》同出一辙。还有，《一千零一夜》中的《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和回族民间故事《花牛蛙》都讲述了大妻迫害小妾和她的孩子，小妾的孩子被迫变成牛的故事。回族民间故事沿用了阿拉伯故事中的人“变形”为牛的情节，还沿袭了阿拉伯故事中大妻屡次唆使丈夫杀死小牛，以及小牛与牧羊人女儿（老汉女儿）结婚的情节。
回族民间故事对阿拉伯故事的巧妙改造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上，还体现在对其故事的叙事结构的改造。众所周知，阿拉伯故事的结构一般采用的连缀式复合式结构，也就是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模式。其结构的特点为一个故事衔接另一个故事，前一个故事的结尾为后一个故事的开头，首尾交合，环环相扣，大故事里边套着小故事，小故事中孕育着大故事。而中国汉族民间故事大都采用是“三段式“（或称“三迭式”、“三段论”）复合式的结构形态。所以，回族民众在改造阿拉伯故事时，也适应地将阿拉伯故事本土化的因素考虑在内，采用了中国各民族民众普遍能接受的“三段式”复合结构的叙事模式，摈弃了阿拉伯连缀式复合式结构。
与此同时，回族民间故事在改造阿拉伯故事的过程中，也融入了汉族及其他民族民间故事的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回族民间文学宝库。“大妻谋害小妾和她的儿子”是民间故事中比较常见的类型。《一千零一夜》中的《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经过回族民众的改编，商人大妻和牧羊人女儿的魔法全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汉族的狸猫换太子情节。不会生育的大婆和二婆用狸猫换下三婆刚生下的男孩。这一情节的改造后，使一个阿拉伯故事完全本土化、回族化，更加接近回汉民众的接受心理。所以说，回族民间故事具有广泛地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对其他民族民间故事的兼容并蓄显示出回族民众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三）回族民间故事与阿拉伯故事的比较
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的发生和存在都是一种明显的共同性，即它们的母题、故事形态都有相似或共同性。所谓共同性是民间文学的发生和存在方式的开放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各民族民间文学受到了流传地的自然状态、语言交际与民族交往以及历史变迁的影响，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也就有了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当回族先民把汉语作为自己的母语后，他们与汉族文化的交流更加畅通，阿拉伯故事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他们引进来，并得到中国各民族民众的普遍喜爱。同时，回族的先民往来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也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阿拉伯国家。这一点可以通过《一千零一夜》中也有蛇斗故事和识宝故事得到证明。
《一千零一夜》里的“蛇斗故事”很有可能出自中国。蛇斗故事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唐代以后，这一故事被阿拉伯、波斯商人带回自己的国家，经过阿拉伯、波斯民众的集体改编后，又由回族先民带回中国，并在回族民众中广为流传。
我国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就有蛇斗情节。据《续搜神记》（又称《搜神后记》）中《临海人》记载：“吴末，临海人入山涉猎，夜中，有人长一张，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雨，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示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今比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鸟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
射人亲眼目睹了白黄蛇大战，并在白蛇的要求下，帮助了白蛇斗败了黄蛇。最后，黄蛇为了报复射人，杀死了他的儿子。再往上追溯，据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一》记：战国时期楚相孙叔敖儿时遇到两头蛇，杀而埋之，后官至相辅。至唐前期大型志怪传奇集《广异记》的《海州猎人》也有类似的蛇斗故事。其基本情节大致相仿。
“蛇斗”故事为什么又会出现在《一千零一夜》中·唐宋时期，其志怪、传奇小说十分盛行。许多市民阶层也十分喜爱传播这些故事。这势必会影响在华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于是，这些传奇故事被他们带回国，经过加工改造，成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之一。或者，回回先民将阿拉伯人改造过的蛇斗故事又带回到中国，使之在我国西部流传下来，并影响到汉族民间故事的发展，这二种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也持这种观点，他在《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一著中也提出：“胡人不仅对中国音乐和诗歌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中国的民间文学也贡献突出，……他们把自己的故土上故事传播到中国，也将许多中国故事带回家乡，这是从无以数计的他们对神奇故事的了解中得知的。”
《一千零一夜》里的胡人识宝故事也可能出自中国。在《一千零一夜》的《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和艾博·哈桑的故事》中讲述的是，印度公主丢失了护身符后病入膏肓，印度国王悬赏重金寻找宝物。一个商人意外地从一个卖宝人哪儿看到宝物，并买下宝物，献给国王，获得重金。同类故事在唐代传奇小说中也有许多。据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的“异宝难识”，共整理唐人笔记中的《魏生》、《青泥珠》、《宝骨》、《水珠》、《龟宝》等十多个故事。其中，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胡僧识宝情节十分奇特。永贞年，富商王布有个女儿年十四五。其鼻孔两端各长一个息肉，形似皂荚子，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后一胡僧治愈了王布女儿的病。王布要重赏他。胡僧说，不要赏赐，只要那二块息肉。原来，这二块息肉是上天的乐神[。中国唐代识宝故事非常丰富，这主要源于“有唐一代，商业之兴旺冠天下，因其地处要冲，居长江与运河之交叉点，实为南北之枢纽，为北上开封、长安必经之地，故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经常活动与此。”阿拉伯商人在长安的东市、西市和广陵开有珠宝店。主要经营的物品有香药、宝石、象牙、琉璃等货物。他们开珠宝店，说明他们熟悉珠宝，识别珠宝，也善于做珠宝生意。所以，这类传说便逐步与阿拉伯、波斯商人（唐人习惯称为“胡商”、“胡僧”、“波斯胡”、“西国人”等）联系起来，胡人识宝传说就逐渐有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某人因某种机缘获得一宝物（宝物很破旧），后被胡人所见，愿以高价收买，并约定明日拿钱取宝物。结果，持宝人无意间损坏了宝物，宝物失去灵性，一钱不值。
总之，回族先民在中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是其它民族无法取代的。回族民间故事与阿拉伯故事的“血缘”纽带关系也是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回族民间故事与《凯里来与迪木乃》、《一千零一夜》都带有强烈的伊斯兰宗教色彩和浓郁的阿拉伯文化特点来证实。同时，回族民间故事的传承没有一味地“重复”叙述阿拉伯故事。恰好相反，回族民众不断地对阿拉伯故事进行着本土化、回族化的改造，使之更加贴近回族民众的社会生活，符合他们的思维表达方式。由此，回族民间故事有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气质，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话语体系。回族文化特质在回族民间故事中获得了彰显的空间，其文化内涵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