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体的接触发生在最后那一次秘密聚会之后。第二天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们聚会的内容就是布置第二天一整天的安排。组织者那天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在大家热烈讨论要派谁在下午的群众集会上向解放军代表献花的时候，递给我一张字条，要我在会议结束之后单独留下来谈话。我们的聚会比前两次提前半个小时结束。大家陆陆续续的离开让我非常恐慌，不仅因为我从来没有单独与一个男生在那么昏暗的地方呆过，也因为我那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在离开之前酸溜溜地用英语祝我“好运”。我低头坐在原位上。我听见了组织者将门关上的声音。我听见了组织者走近我的脚步。我的心在乱跳。我极度恐慌。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这么晚了还与一个男生单独呆在一个这么昏暗的角落里，他们会多么伤心和绝望：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的父亲是谁，不管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事实上，我父母对城里的形势早已经很不放心了，他们总是提醒我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如果他们知道我在政治活动之后还被一个男生留下来单独谈话，他们会多么伤心和绝望。
我知道聚会组织者已经站在了我的跟前。但是我不敢抬头。我处在极度的恐慌之中。我不知道我父母会不会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的那两位朋友会不会想知道我正在干什么。组织者沉默了很久才开始说话。他首先还是谈起了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就好像聚会并没有提前结束。后来，他的话题又转到了他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对时局的发展非常失望，但是他却不愿意像他最要好的几位朋友一样去台湾或者香港。他还说他的父亲对他也非常失望，因为他知道他对革命充满了激情，却对家业没有任何兴趣。组织者的话题让我的情绪稍稍松弛了一点，因为它们都与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甚至都差不多想抬起头来看着他了。没有想到，组织者这时候却又转换了话题。他转而谈起了“我们”的前途和未来。我开始以为他说的“我们”是我们这一代人，后来我意识到他说的“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人。我又被推进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越来越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跪到了我的面前，用双手抓住了我的双手。那是我成为“女人”之后与同龄男人的第一次身体接触。“我们明天一起去参加解放军吧。”组织者激动地说，“我们一起去解放全中国吧。”
这太荒唐了！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离开，我更不可能跟着一个让我陷入极度恐慌的男人离开。我用力将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我果断地站起来。我头都不回地离开了灯光昏暗的图书室。
他那天的反应好像是对我六十多年前的反应的回应。那天，他的妻子一直将我送到了公共汽车站。“我们一直以为他已经不认识人了。”她伤心地说。她希望我能够经常去看他。她说他刚才的反应让她觉得他也许还有康复的希望。我很清楚我不会再去看他了。即使他没有那让我感觉尴尬的反应，我也不会再去了。说实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后悔去看了他。一个曾经那么英俊那么神气的人，怎么最后会变得那么丑陋那么痴呆？他的结局让我非常压抑。我不知道我自己将来会不会也有那样的一天。我多次在电话里告诉我儿子，一旦出现那样的情况，一定要想办法让我安乐死。我觉得那样活着真是一种巨大的羞耻。
我后来被选送进了革命大学。在那里学习了五个月的马列主义之后，我又接受了九个月的师资培训。然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高中的政治课老师，同时兼管学生工作。而他的确违背父亲的意愿参加了解放军，并且随军南下去了广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在位于城市中心广场东南角的那家电影院的门口遇见了他，才知道他已经转业回来，在市文化局工作。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已经做父亲了，他说大家都说他们家的小宝宝长得很像他。他说其实长得像他妻子也不错。他说他妻子是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他说他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幸福生活之中，完全没有问到我的情况。那时候，因为我的第一个孩子的夭折，我对是不是再要孩子仍然充满了恐惧。那天我们分手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并没有握手。我以为我们的手永远也不会再碰在一起了。
当然，顾警官肯定不会有时间听所有的这些细节。但是，我肯定会要向他提到我参加的那些革命活动的直接领导。如果不是因为老年痴呆，他会成为我那一段经历最合适的证明人。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对我走出目前的困境更是非常重要。我期待着与顾警官的见面。我一定要利用这关键性的见面让顾警官了解我的品性和我的经历。我怎么可能会“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呢？
我还是没有一点饥饿的感觉。这不仅非常奇怪，也非常危险。我决定不能跟着被恐慌搅乱的感觉走。不饿也应该强迫自己吃点东西。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剩的那两小块红薯。我可以将它们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吃掉。一个人做饭的主要麻烦就是量的多少很难掌握。我好像总是有吃不完的剩饭剩菜。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越来越严重的便秘跟肠道里淤积的这些剩饭剩菜有很大的关系。做饭肯定是让“空巢”老人们最头疼的家务。老范用时髦的术语称他的解决办法是“外包”。他妻子去美国照顾外孙女之后，他根本就不开伙了。他说在外面吃既省时又省事，甚至还省钱。“但是不省心啊。”我说，“你看报纸上总是有关于地沟油的报道。”老范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人的肠道其实比地沟干净不了多少。”他笑着说。
我有时候不是太理解他的幽默和豁达。我有时候也不是太接受。即使没有地沟油的问题，我也不习惯去外面吃，更不要说每餐都在外面吃。我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空巢”，责任不在我，或者说不全在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空巢”中总是飘散着一缕起码的人间烟火。
我想到了昨天晚上剩的那两小块红薯。我决定将它们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可是我并没有站起来。我根本就不想站起来。我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好像觉得比刚才出门之前更加疲惫，更加烦乱。听到我转账成功的消息之后，公安人员竟没有一句表扬，没有一声赞叹……这冷淡的反应引发了新的恐慌。它让我好像觉得比刚才出门之前更加疲惫，更加烦乱。我一直期待着与顾警官的见面，但是因为这冷淡的反应，我对见面的效果已经产生了隐隐的疑惑。这冷淡的反应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心烦意乱地瞥了一眼身边的电话机，突然觉得它奇丑无比。我们有“祸从口出”的说法，而电话机是“口”的延伸，它让“祸”的传播变得更加轻易。我现在全部的恐慌都可以归咎于这奇丑无比的电话机。早上出门去菜市场的时候，我的生活还是正常的生活。从菜市场回来，电话铃响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到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突然，我的生活就不再是正常的生活了。我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我的所有账号都已经被犯罪分子锁定。我陷入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恐慌之中。我记得我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那几个星期里总是喜欢闭着眼睛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现在也有这种“人生如梦”的感觉……而且我感觉到的是恶梦，是无法惊醒的恶梦……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这是真的电话铃声，还是我对上午的电话铃声的记忆或者幻觉？恐慌更粗暴地拽住了我。我心烦意乱地拿起了话筒。
我很高兴是小雷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怕影响我的午休，所以现在才来电话。她总是这样周到，言行一致地周到。她问我上午去医院做检查的情况怎么样。
我差一点忘记了上午对她撒过的谎。我为自己上午必须对她撒谎而难过。我为自己现在必须继续对她撒谎而难过。“医生说再观察一两天看看。”我撒谎说。
“开了什么药吗？”小雷问。
“医生说继续吃原来的药就好了。”我撒谎说。
“我们这次的‘智能腹部按摩器’效果肯定很好。”小雷说，“我马上就送过来。”
我的身体抽搐了一下。“不要，不要。”我着急地说。
“不要没关系。先试试。”小雷说，“说不定真是立竿见影呢。”
“我不是说不要它。”我说，“我是说你不要马上过来。”
“没关系的。”小雷说，“本来上午就要过来的。”
“不是你有没有关系的问题，”我撒谎说，“是我还要出门。”
“还有什么事啊？”小雷不太高兴地问。
我稍稍迟疑了一下，撒谎说以前一起做晨练的一个邻居要我陪她去银行取钱。“她说一个人不敢拿那么多现金在手上。”我补充说。
“你不是不舒服吗？”小雷还是不太高兴地说，“不舒服就不要出门了。”
“我现在好多了。”我撒谎时瞥了一眼对面墙上的挂钟。离顾警官与我约定的时间只差十分钟了，我不能再（或者说“再被”）这样纠缠下去了。“我不能跟你说了。”我继续撒谎说，“我现在就要出门了。”
小雷一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固执地拒绝过或者说躲避过她。她没有再纠缠了。她说她明天上午再给我送“智能腹部按摩器”来。最后，她还没有忘记提醒我在外面上下台阶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以及办完事了就赶快回家来休息。
我放下话筒之后不仅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感觉更加沉重，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自从上午接到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以来，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熟练的撒谎者：我对小雷撒谎，对老范撒谎，对保安撒谎，对银行的工作人员撒谎，对出租车司机撒谎……对所有的人撒谎。撒谎变成了我克服恐慌的手段，变成了我人生斗争的有力武器。可是就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前，我不仅很不会撒谎，而且很憎恶撒谎和撒谎的人。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我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