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大举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朝野大震，惊惶失措的徽宗，在危急时刻再次故伎重演，一面宣布减轻对百姓的掠夺，一面下“罪己求直言诏”，以换取军民的支持，但将一切罪过统统推到了他人头上，其谓：惟予兆民，是为邦本。比年以来，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然奸吏玩法而众听未孚，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过听妄议，兴作事端，蠧耗邦财。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使朕轸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于万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江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采斫木植、置造局所、诸路非泛上供、抛降物色、延福宫、西城租课、内外修造并罢。更有似此害于百姓者，三省枢密院条具以闻。茶盐的增课，应奉司的掠夺，西城所的租赋，延福宫的建造，花石纲的征发，连续了十余年之久的这些苛政暴行，诏书表示都要停罢。徽宗企图以这些暂时的让步来骗取人民的支持。为了躲避兵锋，徽宗又封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要他以“监国”的名义来替自己抵挡金兵。此举遭到试兵部侍郎李纲和给事中吴敏的反对。李纲以为：“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并上疏道：“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认为只有传位给皇太子，才能“收将士心，以死扞敌，天下可保”。是逃命还是保持帝位？徽宗最后还是选择了前者。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假装患病，由吴敏草传位诏，将帝位传给赵桓（钦宗），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龙德宫，从而宣告徽宗一朝的结束。
钦宗即位后，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靖康元年正月初一日，钦宗下诏加强黄河防守，但是次日金兵即破浚州（河南浚县），驻守黄河北岸黎阳津（在浚县东南）的守将梁方平仓皇逃窜，南岸宋军也望风而遁。初三日，徽宗带着蔡攸和内侍连夜逃出开封。钦宗表示要亲征，以李纲为尚书右丞，进而为亲征行营使，命他全面负责开封防务。接着，罢去白时中相位，拜李邦彦为左相，张邦昌为右相。但李、张等人都力劝钦宗割地求和，并逃往襄、邓以避敌。在李纲的坚决反对下，钦宗才表示愿意留在京师进行抵抗。初七日，金军兵临城下。开封军民在李纲的领导下，坚决守城，士气十分旺盛，给金人以重大杀伤。
金兵南下，烧杀掳掠，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摧残。于是河北、山东地区的义军奋起阻击金兵，各路勤王军也陆续到达开封，人数达二十万，而金军围汴士兵不过六万余。河北许多重镇还在宋军手中，孤军深入的金东路军，怕退路被切断，斡离不遂遣使入城，要求北宋派人与之议和。
钦宗对此求之不得，立即命知枢密院事李棁为计议使赴金营，正月十日，双方达成和议，具体条款如下：
（一）北宋输金朝黄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锦缎及绢各一百万匹，牛、马、骡各一万头，骆驼一千头。
（二）割太原、中山（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及辖下属县与金，以此为两国疆界。
（三）遣归燕人之逃亡入宋者。
（四）北宋皇帝尊金主为伯父，国书往复依伯侄礼。
（五）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
（六）金兵退还，宋军不得邀击。
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条款，大都为引狼入室的郭药师教唆金人提出。
钦宗及以左相李邦彦为首的大多数大臣都愿意接受，只有李纲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和约过于苛刻，“犒师金币所索太多，虽竭天下不足充其数”，三镇“割之何以立国”？为此，他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但钦宗还得依靠他守城，故一面好言抚慰，背地里却将同意金人要求的誓书发出，命徽宗九子、钦宗异母弟康王赵构和右相张邦昌前往金营作人质，并负责河北三镇割让事宜。
种师道与其弟、时任秦凤经略安抚使的种师中闻勤王诏书，督泾原、秦凤兵一万五千人入援京师。钦宗以种师道为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同时入京“勤王”的煕河兵将领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使。种师道也反对与金人议和，认为只要严兵拒守，不出数月，金兵自困，如其退，即可战而胜之。姚平仲为与种师道争功，提出夜劫金寨、全歼围城金军的建议，得到李纲的支持，也获得钦宗的同意。不料兵未出而谋已泄，金人早作准备。二月初一日，姚平仲率步骑数千人夜袭金兵，“虏围四合，尽驱而纳之隍中，无一免者”，姚平仲畏罪逃走。钦宗听到失利的消息，十分震惊，一些投降派大臣也纷纷指责李纲“误国”，于是李纲与种师道皆遭罢免，亲征行营司被撤销，并遣使向金人谢罪。
国事艰难，京城太学生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早在钦宗即位之初，太学生陈东等人就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之罪，“请诛之”。
当得知李纲与种师道被罢免，群情更加激昂，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上书，请求罢免李邦彦等，复用李纲及种师道，军民不期而集者达数万人（一说十余万人）。这时，正遇李邦彦退朝，群众向他投掷砖瓦，其他主和的大臣也都遭到诟骂与殴打。开封府尹王时雍亲自率兵镇压，也被赶跑。愤怒的群众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数十人。钦宗无奈，只得重新起用李纲和种师道。
尽管如此，朝廷里主张议和投降的势力还是占了上风。赵构到达金营后，金人怀疑其不是亲王，提出改换人质的要求。钦宗遂以肃王赵枢代替赵构，并增加驸马都尉曹晟为人质，又将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送给金人。斡离不眼看久攻开封不下，在基本满足提出的议和条款以后，二月初九日率东路金兵北返，于是京师解严。李纲要钦宗下诏乘机追击，三省却下令将金军护送出境，政令、军令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二、徽宗回京与割让三镇之争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却演出了一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斗争。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日，徽宗一伙自开封东行避敌，次日，自太原回京的童贯，拒绝钦宗要他出任东京留守的诏令，率兵数万人，与开府仪同三司高俅一起作为徽宗南逃的亲军自随。徽宗先坐轿到南京（河南商丘），再坐船到达泗上，经泗州（在江苏盱眙东北淮水西岸，清时州城陷入洪泽湖中）、扬州逃往镇江。徽宗到达江南以后，并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力，而仍然以“道君太上皇帝圣旨”的名义发号施令，如下令截住淮南、两浙发入京师的“递角”（报告），命令杭、越及江东路开赴京城的援军，须“先具兵帐申奏”，否则不能“团结起发”。在财政上，则禁止“纲运”（物资）送往开封。他们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把持了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俨然成了另一个朝廷。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不少传闻，有人说童贯可能发动政变，以扶持徽宗复辟。泗州官员将这一情况报告到了汴京，很快引起钦宗的不安，因为他作为太子时，就不为父亲徽宗所喜，几乎被三弟嘉王赵楷所代，今出现此事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于是钦宗一方面下诏重申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指挥，另一方面派开封尹聂山以发运使的名义，前往东南地区，秘密处置蔡攸、童贯等人。但后一决定遭到李纲反对，他认为如果处置成功，会使徽宗受到惊吓，万一不成，这些人有可能挟持徽宗逃往四川另立朝廷，“陛下将何以处之”？钦宗接受李纲建议，暂时只将蔡攸、童贯等人贬黜了事，同时改命徽猷阁待制宋焕赴东南迎徽宗回京。
早已声名狼藉的徽宗，在亲信尽失的情况下，知道要想重新上台已不可能，只得借给玉清神霄教主“上表”的机会，向钦宗表示自己“甘心守道，乐处闲寂”，如果将来“事定”，不会再有“窥视旧职”的行为发生，并发誓说，若有违反，“获罪当大”。四月初三日，在李纲的陪同下，徽宗回到汴京，住进龙德宫后，就被软禁起来。钦宗随即下诏对蔡京、蔡攸、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进行严厉惩处，分别被流放至死，或直接“赐死”。“六贼”至此彻底覆没。
这时候的北宋朝廷还在为是否将河北三镇割让给金朝而争论不休。钦宗知道，如果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个军事重镇，就意味着将整个河东、河北地区拱手交给金人，这对北宋的威胁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增加。所以待金兵一撤退，钦宗就开始后悔，不想履行这一条款。于是李邦彦被罢去相位，以吴敏为右相，李纲为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许翰为同知枢密院事，同时为取悦金人，擢被金方扣为人质的张邦昌为左相。钦宗又以种师道年老为由，罢去了他的同知枢密院事。靖康元年（1126）三月，张邦昌罢相，以反对割让三镇的守中书侍郎徐处仁为左相。钦宗这些前后矛盾的任命，反映了他在抗战还是投降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看似形势有利就想抵抗，形势不利又想妥协投降。
包围太原的粘罕见金东路军虽然没有攻下开封，却满载勒索所得的大批金银财物而归，也派人来开封索取财物。宋廷以为勤王兵已经大集，有力量可以抵抗，便拘其使而不予。粘罕大怒，他在继续进围太原的同时，便分兵南下，在打败折可求与刘光世军并攻占平阳府（山西临汾）以后，扬言要继续南侵，于是又引起北宋政府的一阵慌乱。
可是此时的北宋，财力更加空虚，武力更是不振，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特别是宋徽宗二十五年的腐朽统治，至此已尽显恶果。尽管钦宗接连发出“劝士民以财谷助军兴”、“求习武艺知兵书人”等诏书，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因为缺少可以统兵的将帅，钦宗只得再次起用年已七十六岁的老将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宣抚使，要他主持抗金事宜。以煕河路经略安抚使姚古为河东路制置使，率兵援太原；以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种师中（师道弟）为河东路制置副使，率兵援中山、河间。五月，宋廷以为天气转热，粘罕已返回云中避暑，金人在河东兵力必然空虚，檄书一日六七次促种师中出战，并以“逗留玩敌”之语相威胁。种师中知道反击金人的时机尚未成熟，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约姚古等一同发起对金人的进攻。种师中自率兵数万自真定（河北正定）出平定军（山西平定），在榆次（今属山西）不远处与优势金兵遭遇，不料姚古军队在威胜军（山西沁县）听说粘罕将至，“众惊溃”，失期不至。种师中孤军奋战，身中四枪，力竭战死。士兵“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金兵乘胜追击，与姚古所率数万宋军战于盘陀（在山西太谷境内），宋军再败，姚古遁走。
太原再次告急，群臣欲割三镇地以延缓金兵进攻，李纲表示反对。钦宗便以李纲代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要他出兵援太原。但是此项任命遭到李纲的拒绝，他说自己乃是一介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辞章多达十余上，并托病坚卧不起。
一些台谏官也认为“李纲儒者，不知军旅。将兵必败”。钦宗不听，大发雷霆，李纲无奈，只得“皇恐受命”。宣抚司仅有兵一万二千人，各种准备工作也毫无头绪，李纲要求延期出兵，钦宗又以他“迁延拒命”为由，没有同意。
李纲只得进次怀州（河南沁阳），在那里造战车，集“勤王”之师，作防秋的准备。不料朝廷为与金人议和，突然下诏，命令他罢减所集之兵，李纲认为不妥，上疏道：“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髙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师果能足用，不可保无敌骑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几，朝廷尽改前诏，所团结之兵悉罢减之。今河北、河东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骑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诚不足以任此。且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钦宗认为此时最重要的是赶快赴太原解围。李纲遂分兵三路援太原，但自己“与官属只在怀州，相去千余里”。作为主帅的李纲，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这样的指挥战争当然不可能不遭到失败，这便为日后高宗攻击李纲，言其“多掠世俗虚美，协比成朋”找到了借口。果然，粘罕集中兵力，并力抵御，三路宋军皆溃。八月初三日，钦宗罢李纲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再以种师道代李纲为河北、河东宣抚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