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及各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杀伤武器的问世与应用，使得人们对生活充满了一种恐惧的心理。与此同时，有声电影技术日趋成熟，恐怖音响极大地强化了恐怖片的叙述效果，好莱坞迎来了经典恐怖片的黄金时代。诸如《德拉库拉》、《弗兰肯斯坦》、《木乃伊》、《隐身人》、《黑色老房子》、《畸形人》、《金刚》等影片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注意将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像风格和美国的电影技术和技巧结合起来，创造了出一个由各种幽灵、鬼怪、疯狂的科学家和来自外星世界的异物为主角的令人惊恐不安的梦魇世界。詹姆斯·惠尔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由于好莱坞化妆师们的高超技术和神出鬼没的音效，竟让环球公司的老板对其可能是过分恐怖的效果感到“忧心忡忡”。据知情者说，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制片人甚至要求扮演恶魔的克洛夫化完妆之后绝对不允许走出化妆室，因为“我的几位女秘书正在怀孕，一旦看到你，她们可能会受到惊吓！”并要求片中的一位演员在影片一开始就其可怕的程度直接对观众发出告诫，以期观众有心理准备。《弗兰肯斯坦》在票房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投资不到25万美元，首轮上映就收回了1200万。直到1938年环球公司把这两部影片再次同时投放市场时，观众仍然蜂拥而至。
20世纪电影史上最伟大惊悚悬疑大师希区柯克1960执导的《精神病患者》，标志着恐怖片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代叙述范式的开端，被公认为是西方第一部现代恐怖片。1899年希区柯克出生于伦敦一个天主教家庭，从11岁开始，希区柯克便出没在游艺场中观看电影。威廉·哈加尔拍摄的一部关于杀人犯的影片，给年幼的希区柯克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后来格外钟情于惊悚犯罪的题材。如果说古典恐怖片的恐怖主体一般是超现实的鬼怪，威胁主要来自于人类之外；那么希区柯克则致力于发掘潜藏于人性深处的恐惧，威胁主要来自于人类自身，人类的各种被扭曲的欲望，一旦肆无忌惮地释放，就可能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与古典恐怖片主要运用神秘、怪诞、超现实的造型与氛围来制造恐怖效果不同，希区柯克十分注意运用蒙太奇、场面调度、节奏、音响等现代电影叙述语汇，来展现现实生活的恐惧，用一种声东击西、充满悬疑气氛的手段，在一个更加接近现实的环境和故事中考验着观众的神经。如《精神病患者》影片高潮中的“浴室谋杀”一场戏，发生在强光下与现实生活绝无二致的浴室之中，尽管希区柯克是用黑白胶片来拍摄此片，观众自始至终并未见到刀子触及玛丽恩的身体，但是，在展现凶杀的45秒时间中，希区柯克组接了刀、人体、喷头、浴缸等近景和特写镜头多达78个，镜头切换快速得令人头晕目眩，营造出惊心动魄的视觉冲击力，有人甚至发誓说，影片在那一瞬间是有色彩的，或者说看见了刀子刺进了肉体。
《精神病患者》这种叙述方式，实质上开启了好莱坞充斥暴力和血腥的先河。根据检查制度的规定，在银幕上“禁止出现凶器伤害身体的镜头”，但是，希区柯克虽然没有违反这一规定，却使得暴力的镜头客观上变得空前的残忍和恐怖，为后来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技术处理暴力场面的范本。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的日趋开放，“分级制度”代替了检查制度，暴力如同牢笼中解脱出的困兽，成为不少电影所热衷渲染的对象，疯狂的、神话般的、甚至唯美的“暴力艺术”，开始在好莱坞乃至世界影坛上大行其道。亚瑟·佩恩1967年执导的影片《邦妮和克莱德》，取材于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银行抢劫的一对案犯邦妮与克莱德的故事。影片之所以惊世骇俗，不仅在于克莱德以其瘸腿、孩子气、性无能的造型，迥别于传统强盗片中剽悍、冷酷的匪徒形象，从而洗却了传统强盗片神话般的浪漫色彩，增添了一种严峻的现实批判力；更重要的是，影片在好莱坞电影史上首次以写实的方式，赤裸裸地、细致地展示了开枪打死人的场面：在影片最后一场戏中，邦妮和克莱德被人出卖而落入警察埋下的圈套，隐藏在树林中的机枪子弹倾泻而出，把二人打得全身是洞。与希区柯克用快速剪辑来渲染暴力的恐怖不同，亚瑟·佩恩出人意料地以一种慢镜头的方式，来展览中弹后千疮百孔的克莱德的垂死挣扎，给人以一种冷漠、凄凉、舞蹈般的美感，并直接影响了后来吴宇森、昆汀·塔伦蒂诺等人对暴力美学的追求。
第三节 浪漫传奇的沦落破灭
二战结束以后，民主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法国的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国内政治混乱，大多数法国人倍感迷茫和焦虑，法国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在20世纪60年代执导《独行杀手》、《西西里家族》等黑帮片受到了法国人的普遍欢迎。《独行杀手》以日本武士的故事为蓝本，强化了一个杀手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巨大落差。阿兰·德隆的出现，为杀手这一形象语汇蒙上了“酷”的色彩：风衣、墨镜、礼帽的衣着；沉默、冷静、一枪致命的行动。
这种“冷酷天使”式的偶像级杀手形象，无疑具有一种“孤独存在”的象征意义，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与此相适应，阿兰·德隆在片中所扮演的杀手杰夫，在复仇成功后选择了死路，手无寸铁地被警察开枪打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叙述风格。
《西西里家族》则是梅尔维尔另一部浪漫黑帮片的经典。影片引人注目地将叙述聚焦于被认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最具有影响力的黑帮集团——渊源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的最南端，是地中海文明的地理中心。从公元前5世纪起，它就成为希腊人，罗马人争夺的战略要地。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建立了盛极一时的环地中海帝国，后来撒克逊人赶走了阿拉伯人，并至少有200位君主、公侯、将军统治过西西里岛，以至于拿破仑曾经对西西里人说过：“你们和你们的国家都是婊子，被奸污是你们的本份。”在这种历史中生生不息的西西里人，心中根本就没有政府、军队、法律的概念，在一种无根的挣扎中开始了对自己的救赎，19世纪上半叶，西西里岛诞生了一个叫“MAFIA”的组织，其意是“避难所”，本意是保卫家园，反抗侵略者，但后来却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专杀横行霸道的权贵，由于他们的杀人手法残忍，且作案后要留下黑手印，故名为“黑手党”。
当然，在以黑手党为题材的影片中，最具知名度、最有影响力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教父》系列影片。影片通过叙述作为外来移民的维托·科莱昂家族如何依靠走私、赌博、谋杀等非法营生而逐步发展壮大的历程，展示了黑手党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影片中杀手成为了组织严密的黑社会的一种职业，成为黑帮家庭处理事务的一种岗位，“杀人”成了“执行自己的工作”，杀手没有了任何道德含义，只是应黑社会家族的需要而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场合。不过影片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科波拉以写实的手法展示黑社会暴力现实的同时，还注意叙述这些黑社会组织一旦羽翼丰满，便不满足于现有的非法地位，而是力求融入合法社会，只不过他们由非法社会向合法社会的过渡，却偏偏是依靠非法的暴力行为得以完成的。影片的意义也因此而超越了暴力的范畴，体现出对人类社会权力交替中的权力与罪恶的关系的深刻审视和反思。与此同时，科波拉采用不同于早期的黑帮片的视角来表现黑社会人物的人性。为了给受侮辱的女儿复仇，殡仪商曾先后诉诸警察和法律，但却失败；而一旦求助于教父，立即如愿以偿……一直占据至高无上位置的国家机器，在影片中被有意无意地嘲弄着；而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齿的黑帮教父，却出人意料地被塑造成为一个主持正义的长者。不仅如此，教父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拒绝利用自己的关系去经营和掩护一本万利的毒品生意，从而在各大黑社会家族之间引爆了一场血腥的帮派之争。
无怪乎有不少人认为，《教父》暴露了潜藏于科波拉内心深处独特的黑帮情结，一种对现代文明社会深刻且孤独的反抗与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