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天后武则天这个时候的崇佛及利用佛教仅仅看作是追福、建寺、造窟、写经、度僧、施舍等，则还不够充分。天后武则天崇佛和利用佛教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念，或者是潜意识的身心活动，因为她对佛法的理解比一般信徒更为深刻，佛教已融化到了她的血液之中，一切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她的崇佛，不需专门刻意去追求，不需再吃斋念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因缘造就的。
这一点，天后武则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她再不需要张扬，再不需要诵经念佛，再不需要焚香祈祷了。她觉得佛教就在自己心中，一切都是随缘而动的，其中不需要做作，都是佛意所使然。从她当上皇后到高宗皇帝去世，在她的催促下，高宗皇帝频繁改元，大致共用了十三个年号，这和高祖皇帝、太宗皇帝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号完全不同。在武则天看来，改换年号是摒弃传统，是在不断创造新的标记，这也就是随缘。
永徽是高宗皇帝登基时用的年号，和武则天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自己被从感业寺接回宫中，她即施展巧慧争宠，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冬十月，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自己荣登皇后宝座，次年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立自己生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显庆年号即由此而来。显者，示也；庆者，可贺也。这也不正应了“身宠君尊，当世显扬”的古语吗？这就是随缘。麟德年号的颁行，主要是由于太子李弘地位的完全确立。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太子李弘已经12岁了，在她的要求下，高宗皇帝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就在这时，河东绛州（今山西绛州）有麟现于介山，长安含元殿前亦有麟的脚印出现，故使高宗皇帝改元麟德，为“母以子贵，子以母显”张扬。这也不是随缘吗？在武则天与高宗皇帝的频繁改元中，始终闪现的是武则天的身影，而她本人也能够在这频繁改元中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满足，或者说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在她看来，这种满足和成就感，是她本人应该享受和领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造就。有因必有缘，自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播下的因，就必然要有结果，频繁的改元就是对这种结果的显现和张扬。所以，这一切都是随缘而动。
可以发现，天后武则天对佛家的因缘关系的认识，颇有独特之处。这便是她用因缘关系来证明自己一切作为的合理性。其实，她根本无须来证明，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为这种证明与其说是给天下人看的，倒不如说是调节和平衡自己内心的需要。天后武则天就是在这种需要不需要中继续她的因缘。
这些年来，她虽然参与朝政，但都是通过高宗皇帝和朝廷才能合法化的行使权力。并不能以皇后或天后的名义与高宗皇帝或大臣分权，更不能在名义上控制外廷。原先拥戴她为皇后的那班人马，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要广布自己的因缘了。这就是必须重新物色一批新的亲信力量。高宗皇帝按照旧例集中大量学者汇编前朝史料和整理儒家经典，给了她启发，自己为什么不能照此组织为自己服务的学者班子呢？于是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起，武后便随缘而动，组织了听命于自己的学者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大都担任记载实录言行的左右史或着作郎。武后以修撰为名，将他们召入宫禁之中，并特许他们由皇宫北门出入。当时皇宫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为朝廷办事的地方，北边为后宫内苑，一般人是不允许出入北门的。武后特许这些人可以从北门出入，故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让这些人编撰了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制定了臣民行为规范的《百僚新诫》，恢复整理出了儒家礼仪说教的《乐书》，还编写了科技方面的《兆人本业》，以及整理注疏了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等，这些书在当时朝野影响非常大，有些书甚至被确定为科举的必读书。武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北门学士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这些北门学士是武后的写作班子，开始时他们替武后起草奏章，研讨政策，批复文牍，后来就逐渐起到了中书门下宰相的作用。随着武后的权力逐渐扩张，这些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几个还正式荣升为宰相。他们在以后武则天执掌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培植心腹亲信，为自己政治活动建立基础的行为，在天后武则天看来，也是随缘而动，也是因缘造就。
三
对于崇信佛家因缘说教的天后武则天来说，太子李弘的病逝，使她显得非常无奈。
太子李弘在父皇母后的呵护下已经成年了，他曾十分胜任地在监国期间管理各项政务，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拥戴，被公认为放心的接班人。高宗皇帝患病期间，曾多次说待太子磨练得差不多时，就将皇位禅让给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暮春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随天皇天后在洛阳合壁宫休养时，突然死在了宫中天后武则天的居所绮云殿。对此，诸史纷纭，多认为太子李弘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理由是天后武则天把太子李弘当作自己临朝称帝的直接障碍，且又知道高宗皇帝要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故先行一步，将太子鸩杀。为了给这一结论寻找根据，诸史还多认为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的关系一直较紧张等。
其实，这是一桩历史谜案。
太子李弘与母后的关系的确有些紧张，因为在腐儒顽愚的儒家经师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李弘，对崇信佛教的母后过于残酷的做法多有不满，但生性懦弱内向的性格，使他把这些不满完全隐藏在内心，从不表露出来。天后武则天对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这个儿子，一直比较满意，她也能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长大后的太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不满，但她并不在意，她企盼太子能真正长成一个有资格接班的人，她对太子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太子能顺利登基吗？这一想法与天后武则天想做人间弥勒并不矛盾。想成为弥勒佛的化身，拯救天下众生，只是她长期崇信佛教而悟出的人生目的与生命的意义，她由才人而为尼姑，由尼姑而为昭仪，由昭仪而为皇后，由皇后而为天后，这一切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她领悟到的人生目的与生命意义。但是，弥勒佛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是她长期宫廷生活和参与朝政争斗的精神动力。而且越是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她就越觉得自己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就是人间的弥勒佛了。但在现实中，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大的企望。被称为天后之后，她觉得现实中的自己已经登上了生命发展的最高峰，已经做到了有史以来一个皇后所能做到和享有的一切了。所以，理想中的弥勒佛和现实中的天后，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武则天已经觉得二者已相差无几了，她必须顺从帝王传位与继位的规则，起码在这个时候，她还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她对太子李弘，这个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长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记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时，她与高宗皇帝驾幸洛阳，留太子李弘在京师长安监国处理朝政。一天，李弘到后宫散步，发现了幽禁在后宫的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即萧淑妃生的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这两个公主都已经是30多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太子李弘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耳濡目染了母亲如何残酷的对待废皇后王氏和萧淑妃的，他不满母亲的这种残无人道的做法。为此，他满怀同情地奏请高宗皇帝，允许二位公主姐姐出嫁，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当武后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儿子的书呆子气。幽禁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武后认为是报应，是她们为生母萧淑妃在消孽，是武后与萧淑妃恩怨所结的必然。太子李弘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同情也罢，怜悯也罢，这并不是他所能管的事，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监国处理政事上，根本不可以或不用操心母辈们后宫里的事。武后没有和儿子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觉得这孩子善良有余而狠毒不够，必须再经过磨练才能挑起肩负社稷的重任。两位公主的命运当然也是因缘所定，武后随即就将她们二人嫁给了两位无名的禁军卫士。
在那个十恶不赦的贺兰敏之搅乱了太子李弘纳妃的事之后，武后又为儿子找到了新的妃子，这个儿媳便是高门士族出身的禁军大将裴居道的女儿。高宗皇帝和武后本人对这个大家闺秀的儿媳妇非常满意，觉得在配婚生子传宗接代方面再不用为儿子担忧了。但太子与裴妃成婚一年半过去了，裴妃却未能怀孕生子，武后非常着急，命太医全面检查了太子的身体，太医检查的结果使武后更为不安了，他们说太子身体有沉疴旧疾，不但生育有问题，就连生命也难说能维持多久。
太子李弘终于死了。但绝不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按史籍资料分析，太子李弘似乎是患了肺痨疾病，遇风寒后又急性发作而永诀人世的。当时，太医们还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抢救治疗，但终究无效。太子李弘过早地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都没有预料到，尤其是这位嫡长子没有留下一颗龙种，岂不是要断子绝孙吗？作为母亲，天后武则天悲痛难胜，写下了《一切道经序》，来悼念自己这位早逝的长子，高宗皇帝更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举动，他下诏向朝廷宣布，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太子真的当过皇帝似的。
如果说太子李弘病逝是因缘所致，天后武则天是根本不赞同的，但她又是很无奈的，只能默默地面对这个现实，把悲痛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只能“心缠积悼，痛结心慈”，默默地诵经念佛来超度自己的儿子。
史载，太子李弘病逝后，高宗皇帝在如此沉重地打击下，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说实话，高宗皇帝已经是心力憔悴难负重任了。他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弘身上，想让他磨练一番后，将皇帝位禅让给他，谁知他一病而逝，使自己的希望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萌发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自己先行退位，使天后武则天摄政，待新太子议立并培养一番后，再还政于太子，使其正式登基即位。这个想法中是否掺和了天后武则天的意见，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宗皇帝的这一奇怪的想法中，起码体现了对天后武则天的绝对信任，以及对她为政能力的充分肯定。
高宗皇帝破天荒地提出让天后武则天摄政，并将此事正式交付宰相们讨论。这时在相位上的有张文瓘、戴至德、李敬玄、刘仁轨等多人，他们对高宗皇帝要使天后武则天摄政一事都噤若寒蝉，不敢置喙，唯有中书令郝处俊固谏以为不可，他慷慨陈词地对高宗皇帝说：“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李唐王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并不是你高宗一个人的天下，你若使天后摄政，就是把天下交给了别人。
宰相之外，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进言呼吁，力劝高宗皇帝“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这里又明确指出了要顾及天下苍生，不能自作主张。高宗皇帝一向重视外廷意见，看到让天后武则天摄政事遭如此激烈反对，便不再坚持，就此偃旗息鼓了。这件事表面上看并没有引起多大麻烦，而且李义琰因此还被高宗皇帝提升为宰相。但这次流产的事变却种下了天后武则天想做皇帝的心思。她看到了自己做皇帝的可能性，认识到了自己成为弥勒佛的理想和成为人间帝王之间的差距或许不存在，这就要求她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新的机会。
这次流产的事变，还无形中使天后武则天形成了一个标准，一个能够君临天下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但她却从此开始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将可能继位登基的儿子们。她已在内心做好了准备，一旦无人符合这个标准，自己就将作为弥勒佛的化身而君临天下。这也是这次流产事变给予天后武则天的最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