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望京模式具有代表性，在这种模式下，城中村的居民和农民的住房改善梦得以实现，但是代价是腾退出的土地开发利用，否则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也无着落。
不可能改变的是土地危局，不可能改变的是土地成本的推高。新政的副作用正在体现，一旦僵持，直接影响的是土地上市量和土地出让总金额的降低，也将同样影响到了廉租房建设。旧城改造的拆迁安置成本越高，户籍人口的住房改善和资产补偿会更高。这是地方政府致力于做的大好事。但是，新增城市人口是需要廉租和经济租赁的。没有高价商品房，这两类改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规划来看,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也是此次房地产调控新政的重要举措。但根据2010年前5个月的土地实际出让情况统计,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仅占计划供应量的两成左右。
本来北京市在2010年前5个月计划推出住宅用地近1500公顷,占年度计划供地面积的六成,然而实际上,前5个月北京市共成交住宅类用地26宗,土地的面积41025万平方米,仅占年度计划住宅供地量的1641%。
而同年4月底,上海市公布了今年“第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公告”,出让地块总数高达105幅,土地面积合计超过500万平方米,成为上海市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以预挂牌形式推出的土地出让。这105幅的土地出让底价总额为465亿元,其中纯住宅地块24幅。然而在地块推介开始后,却陆陆续续出现申请程序被终止、出让活动延期等“意外情况”,土地出让的规模大幅缩水。
另外，作为热点地区的广州市和深圳市也延续着从2010年初至今住宅用地成交的低迷。深圳市仅在一季度时成交1宗总面积为2005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地,4月、5月均为零成交。广州一季度共成交两宗住宅用地,5月仅成交一块三类居住用地。
应该说，土地出让计划遇冷的副作用极大。2004年至今的土地出让，除了2007年和2009年，一线城市的土地出让计划完成量均不足50%。任何打压政策，最终的结果都是会僵持在土地供应量上，这也是连续7年宏调失败的根源。所以在政策的表述上，一直是“遏制部分城市的房价涨幅”。目前的市场局面，政策继续收死的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房地产领域投资量下降，也就是土地频频流拍这样将导致未来的市场供应急剧下降。
每年600多万毕业大学生就业，受到中央高层的广泛关注。可是目前的就业形势与毕业生待遇，不可能让大学生们有轻松购买城市商品房的可能。那么大力发展廉租，以及租赁市场的完善，这才是当前政府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市场租赁的前提是需要有大量投资房上市。鼓励投资，鼓励租赁市场的投资者，才是最现实的考虑。而目前房价，即使下降50%，对于80、90后新增城市群体的购买产权房也是没有任何帮助作用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致力于转变住房理念的尝试
衣食住行，我们目前基本解决了衣食问题剩下了住和行。与70年代的居住水平相比，我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同时贫富分化造成的居住水平与出行水平的差距过大。
在连续8年的调控中，抑制需求的努力一直不见效果。压抑之后的需求释放最后成为房价新一轮暴涨的根源。只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租房呢？
千军万马挤产权房独木桥，这样的消费习惯不改变，市场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而公租房作为保障房的主要形式，实际做的是转变住房观念的巨大努力。但愿，我们的90后消费是理性的。
激辩“蜗居”“蚁居”观念
与倪萍、阿忆等激辩80后“啃老”买房
2009年12月20日晚，云南卫视《民生大议》节目组组织话题讨论，对我《应限制80后群体购买商品房》以及随之引发的80后是否应该“啃老”买房的话题，进行了激烈辩论。
这大概是主持人倪萍女士第一次主持民生热议的话题，到场的嘉宾包括阿忆、司马南、周晓斌、陈旭在内的100多人，最后在偷换概念、断章取义的辩论中，我的观点被否定，几近完败。
《蜗居》热播，并非电视剧质量有多高，而是住房问题成为全社会的焦点状况下，全社会的集体情绪被这部电视剧引爆。住房问题，实际上在1998年市场化改革之后，很长时间都是老百姓关注的话题。2003年国家频繁出台了大约40多部文件，如著名的“121”房贷新政以及“国务院18号文”，可以说，后来的很多调控政策也只是2003年调控的延续，并无多少新意。
楼市问题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从当天的嘉宾阵容也可以看出来。几乎所有人都谈论房地产话题，而房地产话题经过舆论的误导，已经失去了真相，成为全民的垃圾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泼脏水运动，使得行业真相被掩盖，这实在是很可悲。
80后的“海漂”“北漂”加剧一线城市房价上涨
在云南卫视《民生大议》现场，我与日本80后朋友加藤嘉一的交谈很为融洽。加藤嘉一先生说，日本30岁以下的群体不会考虑买房。其实不仅仅在日本，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30岁以下群体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很难买得起房。租房是30岁以下群体最合适的选择。
我们有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福利制度，我们更有差距巨大的城乡差别、城市差别、东西部差别。涌入上海、北京的海萍海藻们，看中的还是上海、北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北漂”、“海漂”实际上也是一种幸福。
我的“北漂”生涯始自1989年，那时的“北漂”中有很多后来成为大腕的人士，比如那英、孙楠、解晓东等，还有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演唱者任艳，第二届央视电视歌手大奖赛的专业组通俗唱法第一名、《红旗飘飘》作曲者李杰等，他们住得最好的也就是16平方米的筒子楼。孙楠当时甚至只能住在地下旅馆。我们还赶上了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的票证时代，奶票、蛋票、肉票……生存难度相当大。
我比较特殊，几乎所有80后朋友们所经历的现实生活，我全赶上了。最早的“北漂”有我，福利分房直到1997年才轮上我，作为省级国企财务负责人的我，当时也仅有60平方米的旧房可供选择。2002年我终于能在三线城市买商品房，接着进入地产领域工作，开始了无尽的奔波。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我三年搬家六次，走遍了四个城市，身边跟着的是80岁的老母亲、老婆和没来得及上户口也不知道该在哪里落户的两岁儿子。
海萍不离开上海，原因是离不开上海的时尚和文化以及机会。我想每个“北漂”也都有一个梦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抱怨京深沪穗杭的房价如此之高？一线城市的房价有无泡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看着每年涌入一线城市的大学生人数，京沪房价超越我国香港，本身就不是不能预见的事。
其实，一线城市的房价是由全国最高收入阶层（含灰色收入部分）和“北漂”们决定的。遏制这些城市的房价，仅仅靠模糊定位的二套房贷收紧是做不到的。
而数据中提到的宏观调控开始之后的2004年～2009年，重点城市的住房均价增速加快，其中北京的累计涨幅达到163%，而同期GDP、人均GDP等指标涨幅均不及90%，仅有居民储蓄存款累计增长110%；类似的还有上海，房价涨幅高于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涨幅；广州住宅均价累计涨幅虽不及同期GDP涨幅，但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也存在一定风险。天津、武汉、重庆、南京等二线城市住房均价涨幅低于同期GDP等指标。
造成这样状况的真实原因才是我们应该要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