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层论”是笔者提出来的，目的在解决一个令我困惑多年的老问题。过去读有关中西文化比较或论战的文章，常常感到双方所指总是南辕北辙，相差甚远，形不成真正的对话。比如甲说“西方文化”就是五四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科学和民主那一套，乙却说：“不对，朋友见面，不是握手，而是拥抱、接吻，才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人言言殊，各有各的道理。比如辜鸿铭把“深沉、博大和纯朴”加上“灵敏”当作“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把汉字作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辜鸿铭也有这个说法，引号里的话便是辜鸿铭的），陈寅恪则说“对对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还有其他说法。如果只是这样说说也还罢了，到争论起中西文化的“优劣”来，就拧脖子了，因为各人所说的文化都只是丰富多彩的文化里的一个部分，含义各不相同，更不能代表主要方面，虽然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终因弹不到一根弦上，自不会取得什么结果。此其一。其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掀起一股文化热，把什么也说成文化，吃饭有吃饭文化，散步有散步文化，睡觉有睡觉文化，住窑洞有窑洞文化，使筷子有筷子文化。过去许多年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板块，即经济是基础，是第一性的东西，政治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而文化则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施影响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吃饭文化、窑洞文化等等跟三大板块里的文化有什么关系？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中国文化要义》第1页），那政治、经济等又算什么？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文化，吃饭穿衣也是文化，那么，应该如何给它们定位，你能等量齐观吗？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思考“文化”这个概念的。
固然文化的定义可以有许多，但是梁漱溟的说法还是不能推倒，我们可以称它为广义的文化。解除以上所说困惑的途径，不是闭眼不看广义的文化，把它排除在外，改用狭义的文化，而是首先承认它，然后提出一种理论，或设计一个模式，制订一个统一的标准，让各种不同的文化自行排队，站在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上。“文化圈层论”就是这样出来的。
按照我的设想，要为各种文化现象排队定位，必须先确定一个轴。既然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那么这个轴只能是人。是人的地位和价值，是人的自我解放的历程。人处在不断的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奴隶社会的人，是无法跟封建时代的人相比较的；奴隶没有任何自由，而农民是自由的。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的地位大大上升，人的个性得到解放。社会越向前发展，人的地位和价值越提高一步。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性又会有很大发展。《共产党宣言》说，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所以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第288页）人的这一自我解放的历程，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不论白人、黑人，还是其他人种，都是大体相同的。文化具有全人类性和民族性两个方面。文化的全人类性，就是文化的普遍性，文化的民族性，就是文化的特殊性。
以下引用我在《台湾狂人李敖》谈及一九六二年台湾中西文化大论战一章中的话：“有核心，就有边沿，就有向边沿的过渡。越是在核心，普遍性越突出，特殊性越薄弱。从核心向边沿过渡，则普遍性渐减而特殊性渐增。到了边沿，特殊性就大大掩盖了普遍性，有时甚至使人觉得只有特殊性而很难说哪是普遍性了。且以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认定为核心画几个同心圆，来表示‘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即‘无所不包’的文化在该圆圈中的地位。属于第一圈的，包括做出这一认定的思想根据、理论基础和保证这一认定得以完满实现所必要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等。像中国旧日的封建君主个人独裁式的专制政体，各级官吏层层对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管理制度，以及‘天下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休进来’的司法制度，即属于第一圈。从属于第一圈或者由第一圈生发出来的东西，如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科学等，为第二圈。第三圈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等。其他，如汉字、对对子以及人们使用的筷子、住的窑洞等，可称为第四圈、第五圈……。对中心说，各圈的作用并不相同，关系亦有亲有疏，有强有弱。有些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情况下起不同的作用，比如留辫子，在清朝，是是否服从清朝统治的标志，在清末，又是有无革命意志的表现，除了这两个特殊时期，则跟使什么筷子一样无足轻重。像用筷子不用刀叉、写汉字、对对子、穿长袍子这类文化现象，显然被远远抛在第三圈以外，属于第四圈或第五圈，它们的普遍性已很微弱，而民族文化的特性十分突出。”（第162—163页）需要补充的是，越是靠近核心的，越容易发生变化，甚至发生突变，而越远离核心的，也越稳固，越不容易变化，其变化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属于多少年“一贯制”。
《台湾狂人李敖》是二十一世纪初写的，过了将近十年，写出《文化圈层论》，它已作为《人类三部曲》之一，在台湾出版。观点有些许改变。在这本书里，我把所有的文化分为制度文化、工具文化和习俗文化三大类，又划分为五圈。最接近核心的，是第一圈政治制度，它是决定一切的，它对社会发展起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第二圈为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法律以及教育等，我称之为次制度。制度文化跟人是即时关系，人只有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里，那制度才能发生作用，人一旦离开那个环境，制度的作用便自动消解。而且制度常常会有突然的变化，制度变了，人本身并不会改变。工具文化在第三圈，政治思想等亦属于这一圈。第四圈为内在的习俗文化，如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第五圈为外在的习俗文化，主要指人们的生活方式，如表现在衣食住行等上边的独特行为，等等。不言而喻，本书所说的孝，在“文化圈层论”里并不在靠内的几圈里。尽管历代封建君主都要把它拿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去要求，但它跟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它既属于家庭伦理的范畴，自应划在第四圈。由于历代封建君主把它作为治国之道，它又具有第三圈的一些特点。一般说，居于这个位置的文化，既有很大程度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又有极强烈、极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占主导地位。它的普遍性在于，孝敬老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应该提倡的。它的特殊性在于，本书所说的孝，是在我们这个民族、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具有几千年的传统，已经跟我们整个民族，跟我们所有的人，化为一体，分解不开。它已成为我国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对生育自己、养育自己的人具有高度人道关怀的集中表现。孝在我们国家受重视的程度，人们在行孝上的认真、刻苦、坚持不懈，人们为做孝子所自愿做出的牺牲，等等，也都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所难以相比的。唯其如此，梁漱溟把中国文化跟“孝的文化”等同起来。他说：“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此不唯中国人的孝道世界闻名，色彩最显，抑且从下列各条看出它原为此一文化的根荄所在：一、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宗教主义——因宗教总是反对这种家族感情的。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国家主义——因国家都要排斥这种家族关系的。中国法家如商鞅韩非皆曾指斥孝友之违犯国家利益。二、另一面说，中国文化又与西洋近代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者相反。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而此精神却自然必以孝弟为核心而辐射以出。三、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不像西洋之靠法律。靠法律者，要在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靠礼俗者，却只是要厚风俗。在民风淳厚之中，自然彼此好好相处。而人情厚薄，第一便于家人父子之间验之。此其所以国家用人亦要举‘孝廉’也。又道德为礼俗之本，而一切道德又莫不可从孝引申发挥，如《孝经》所说那样。”（《中国文化要义》第307-308页）
什么叫民族，许多人为它下过定义。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近年有学者主张，民族是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基础上构拟的神话或者历史为核心，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者其他精神—物质象征要素为系统特征，以政治操作为手段，以家庭本体为想象空间和以家族关系为象征结构的人们共同体。无论怎么样说，重视孝道，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孝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成了我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传统。就个人言，它已成为我国人民的一种潜意识，深藏在每个人的灵魂里。就东西文化比较而言，孝，自然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现象。西方文化中也有下辈人对长辈的尊敬、奉养和悉心照料，但它们是用一个更大的伦理价值系统去表现，不像我们专门发明了“孝”这个词。这是东方人更重视家庭、西方人更重视个人的表现。由于它不在核心，其稳定性也足以让我们放心，不必担忧这一特点会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