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中日后，本该战败而泣的战败方大清，奕劻和李鸿章脸上却露出了笑容；本该为胜利欢呼的战胜方日本，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心里却乱得像一团麻。双方这反常的表现也就注定了高升号事件的处理会有着不同寻常的结果。
本来就想拉拢英俄等国共同抗衡日本的李鸿章这下找到切入点了。
李鸿章立即接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极其强烈地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消息传到北京后，震惊了紫禁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
但欧格讷当时未表态。因为作为国务卿的奕劻在召见欧格讷之前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以致欧格讷问起中日交战的前景时奕劻无言以对，这大大影响了英国的态度。
接下来号称大清外交专家的李鸿章赶紧对俄美法等国驻清公使通报此事扩大影响，然后利用铁杆兄弟赫德、德璀琳等不断地跟欧格讷沟通。不用说，沟通就包括语言沟通和礼物沟通。李鸿章慷慨解囊送上中国的奇珍异宝。
接获消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火冒三丈，把海军大臣西乡从道骂了个狗血喷头。他是从心底里担心英国报复，那就功亏一篑了。
西乡从道是个做事有想法，遇事有办法的人，面对藤博文的训斥，没有表现的束手无策，而是赶紧到海军部召见海军部主事山本权兵卫。山本根据西乡的指示随后组织专家团对舰队送回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并做了修改，将开战的责任推给了北洋舰队。
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同样临危不乱，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去进行“打点”外交、“朋友”外交，在接到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的措辞强硬的抗议信后，一方面指令联合舰队司令回复英军，请英方经由外交机关交涉；另一方面也试图约束海军军官们今后应审慎从事，但在舰队内部传达时，受到了东乡平八郎等舰长的强烈抵制和不满。
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仔细研究了国际法后问陆奥宗光：“若日本舰队在最后通牒期满后，与中国舰队遭遇，或中国有再增兵的事实，而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为难？”陆奥宗光答称：“从外交顺序来说并无任何障碍。”西乡心里有底了。
从事件发生到8月2号日本官方的初步报告出台，日本走了两步重要的棋。
首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法制局局长末松按照“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8月1日）的一周内，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日舰浪速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于8月2日形成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同时，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一开始先不透露被击没的是一条英国轮船。同时，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陆奥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观点。
事件发生前数日，陆奥就指示日本驻伦敦公使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事件发生后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他又向本国政府申请了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用金钱驱使舆论弥补日本的过失。
8月1日，英国领事也赶赴天津的北洋水师总部，听取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和北洋海军营务处罗丰禄（后任驻英公使）主持的联合调查报告会，美、俄、德三国领事也都到场。
8月3日，英国司法部官员们根据调查形成了意见，英国外交部遂以此正式指控日本。在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Lord Kimberley)当日发给青木周藏的照会中，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由于日方海军军官之行动所造成的英国生命和财产损失之责任。”同时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要求该公司尽快将损失详情报外交部，准备向日本索赔。
这时李鸿章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虽然平时没少烧香，遇到事还是紧紧地抱着欧格讷、赫德等英国重量级人物的“佛脚”。
青木周藏的钱也没有白花。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Holland）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经存在了；当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其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韦斯特莱克、胡兰德之外，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也发表演说与他们呼应，为日本辩解。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是“野蛮国”。
与此同时，陆奥宗光指示使青木周藏积极做英国外交部的工作，阐述了大清虽然开展洋务运动，但是其封建政治体制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将来不会有很大的发展，无力抗衡俄国的扩张。而日本则不同，经济、政治体制的一并改革必将导致这边风景独好，而强大之后的日本必定要涉足东北亚，抗衡俄国，会成为英国制衡俄国的天然同盟军，将会自觉承担遏制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的历史使命。这是最给力的一个诱饵。
8月20日上海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后，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
至此，李鸿章依靠列强调停、甚至干预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只可惜这个梦醒时分并不浪漫反而充满狼狈。
注：1894年11月英国作出最后裁定后，到次年的2月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改由中国政府承担。
几经周折，讨价还价，中国政府与印度支那航运公司终于商定了总数为33，411英镑的“慈善补偿”，1903年3月此款交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