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欣喜若狂，产生了一种第二次解放的感觉，立刻动笔写入党申请书和电影剧本——由于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和“1957年的问题”，我生命中的这两件大事被“搁浅”1/4个世纪了。“人到四十五，好比出山虎”，现在努力写作，甘当拼命三郎，把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似乎一切都还来得及。
然而，写电影——俗称“触电”，却是苦乐兼收。我并没有专门学习过写电影，却一头扎进了剧本之中，纯属“错投胎”。
事情发生在我供职的北京市农机局，局长大人看了个电影《青松岭》，颇有微词，“这个主题太落后啦，争来争去，就为了夺一杆马车鞭子呀？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大年，你是局里的笔杆子，也写个电影剧本吧，宣传农业机械化——叫矛盾的双方争夺拖拉机。”
局长兼党委书记，一言九鼎，婆婆的要求岂敢不从？我便诚心诚意地投入了这项“遵命文学”的苦斗之中。当然是业余写作啦。1977年我一个星期日也没休息，加上平时开夜车，写出剧本，多次讨论，推倒重来，数易其稿，总算达到了局长和处长们的满意，打印后遍投当时的7家电影制片厂。可喜的是有两家发来电报愿拍。峨影的导演捷足先登，飞到北京抓走了剧本。1978年9月摄制完成，层层送审，包括电影厂领导班子，艺委会，宣传部，省委，电影局，文化部，还有我们农机局，乃至电影发行公司和解放军总政电影发行站（他们决定购买多少拷贝）。9拨儿婆婆谁都有权提出修改意见。我和导演也就抱定“虽九死而不悔”之决心，把影片改得四平八稳，毫无光彩。于是婆婆们全都点了头。拷贝156个，电影厂赚钱；农机局破天荒地拍了第一部宣传农业机械化的故事片，局长脸上风光，还给我来了个先进工作者，因为并没耽误本职工作。
这部影片叫《并非一个人的故事》，公映后褒贬不一。报上有个观众“三言两语”的豆腐块栏目，算不上影评，属于俏皮话吧，说此片可改名《并非一个人上当》。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在一次创作研讨会上说：“可以偏爱，不可偏废。山西人不必拔掉四川的辣椒，四川人也毋须砸山西的醋坛子。‘并非一个人上当’，这样的批评太苛刻了！”孰料这段讲话帮了倒忙，传来传去，改变了本意，反而变成耀邦同志说这部影片是“并非一个人上当”了。
好在此事对我这个业余作者影响不大。3年当中有我的6个电影剧本连续投拍并公映，我也因此而调入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如此说来不是挺好吗？不。每个剧本都要讨论好几次，每次讨论都像开个批判会，横挑鼻子竖挑眼倒也没啥，最难办的是众口难调，婆婆们的意见不一致，您叫我听谁的？平心而论，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相当谦虚，挖空心思把各种意见全部接受下来，力求各位婆婆都点头（否则就不能投拍呀），只是最后完成的剧本变成了一杯温吞的白开水——不凉不烫，不苦不辣，不酸不甜。
当时上影流传着赵丹“找婆婆”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赵丹很想在银幕上塑造周恩来的形象，选题是南昌起义，便把江西省话剧团《八一风暴》的作者和导演请来，要在这台话剧的基础上改编电影剧本。这是一部大戏，为了慎重，成立筹备组，赵丹等人先后拜访了10位熟悉情况的将军，请他们提意见。一位说，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周恩来，要重点表现周恩来；另一位说，朱德起了关键作用，必须表现朱德；一位说，南昌起义的主题是“打响第一枪”，要突出武装斗争，表现贺龙；一位说，描写政治斗争的戏好看，武汉与南昌并重，同时表现刘少奇，就更新颖……10位将军出了10个好主意，电影厂领导认为都有道理，都得尊重，只是创作人员无所适从，筹备组只好宣布解散。
遗憾的是，我在创作第7部电影剧本的时候遇上了同样的难题。此片由潇影筹拍，领导很重视，文化厅长、宣传部长、省委书记亲自看剧本，都作了指示，厂党委开会讨论，提意见，剧本改了又改，正式通过，发了稿费，成立筹备组，孰料此时更换厂长，又三换导演，重新讨论剧本，先后提出修改意见者多达62人（我的笔记本上至今还有他们的大名）。我花费一年时间整整改写10稿，废寝忘食，却越改越糟糕，筹备组宣布解散。（其实，还是初稿比较好些，拿去拍了电视剧。）
我不相信，这62位婆婆（也有的是大姑子小姑子）全都比我会写剧本？如果真是这样，您自己写一个好啦，何必叫我来活受罪呢！经过这次“触电”的严重教训，我终于有了觉悟，回过头来写小说，并发表短文宣布《跟电影离婚》。如果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教训，那就毋须旧事重提了。据我所知，仅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当中，就有20来人曾经“触电”，只不过他们比我觉悟得早，“跟电影离婚”比较果断而已。
为什么谈到果断？因为咱中国人喜欢“劝合不劝离”。电影界的朋友没少劝我，“你的剧本成活率够高的啦！”“凭良心说，你还是个幸运儿哩。”“改行写小说，就那么容易？”“还是当两栖动物好！为什么轻易放弃阵地？”而我与电影也还是藕断丝连，被劝得动了旧情时，又写两个剧本，只有一个拍成电影，一个改拍电视剧。
不知为什么，电视剧的婆婆少得多。也许因为它是个新兴的剧种吧，发展迅猛，遍地开花，还没有来得及给自己设置那么多婆婆。而且它的观众面远远超过了电影，于是我又写篇短文，《跟电视结婚》。当然，小说的婆婆最少，责编、主编，两个人点头即可发表，所以我仍然以小说创作为主。
前两天有人约我写一部“定向”电视剧（表现他那个行业的，他们投资）。谈判当中，我向他吐露了对于婆婆的看法：从前的婆婆有权，现在的婆婆有钱，我辈编导人员既无权也无钱，当儿媳妇理所当然。请相信，敝人绝对不是不要婆婆，而是害怕拥有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婆婆们，尤其害怕婆婆们下达的指令性意见不一致。我希望能遇上一位敢拍板、敢担责任的开明婆婆。这点私心，昭于天下，欢迎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