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富足,人们对财富的追逐也导致当时的婚嫁崇尚奢华之风。尤其是进士娶妻,更是极尽“风光”。
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因为“有女数人”,婚期将近时,由于“私用不足”,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钱。
皇亲国戚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很多人为招到一个好女婿,不惜举债办婚。
司马光在《书仪·婚仪》中描述了这种现象:“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值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可见对此种风俗,他是深恶痛绝的。除司马光外,当时还有不少政治家著书立说,希望人们更新观念,移风易俗。
对于“有女难嫁”这档子事,王棣撇撇嘴,总归是“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女婿当半子,在这男权主义占据绝对地位的时代倒是不难理解。
就拿王家来说,王安石去世后,老夫人照例是“夫死随子”的,怎奈何长子有能力的王雱英年早逝,次子王旁却是个不怎么长进的,三十多岁的人了仍依赖父荫讨生活,可是将“啃老”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这却是苦了老夫人,临了临了也指望不上儿子,好在还有小女婿。
论说起来王安石两个女儿都嫁的不赖,大女婿吴安持家世更为优渥雄厚,但却与王家不太走动,时日一久便疏离了。
建州浦城吴氏累世为官。
咸平年间的时候,吴待问进士及弟,任大理寺丞,后来累升官至礼部侍郎。吴待问及其子四人为一门五进士,显贵于当时。长子吴育为参知政事,曾任开封府;吴方为翰林学士;吴充为上柱国,观文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待问与子吴育、吴充又并称为三贤。
太平兴国年间,吴育进士考试获礼部第一,考中甲科。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历任临安、诸暨、襄城三县知县。又任大理寺丞、著作郎、苏州通判、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嘉祐三年四月逝世,赠吏部尚书、谥“正肃”,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铭。
吴充,景祐五年进士,调谷熟县主簿。入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除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改知太常礼院。出知高邮军,召还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知陕州,为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英宗即位,权盐铁副使。熙宁元年,知制诰,同知谏院,为河北安抚使。知审刑院,权三司使,为翰林学士。三年,拜枢密副使。八年,为枢密使。九年,王安石去国,遂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卒后赠司空兼侍中,谥“正宪”。吴充虽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不支援王安石变法,认为新法不便于民,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便是由吴充继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充与王安石唱对台戏,非但不支持变法新政,还力陈变法种种弊端,痛斥新政祸国殃民,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之后继任丞相又请召还司马光等旧党官员。
百善孝为先,吴安持虽为王安石婿,却也最多是禀持中立、不偏不倚,在元祐党争时不站队不出声,倒显得是朝廷中一股清流。
但也正因夹在中间为难,这些年来吴、王二家鲜有往来。即便是老夫人到了京城,在京中任都水使者的吴安持也未登门拜访,只在年节让吴王氏带着尚未成家的两个儿子吴雇、吴僎上门拜年。
四月,吴安持迁工部侍郎,从正五品至从三品,连升三级。
但不管吴氏如何,老夫人对这位大女婿即便不恼恨亦是颇有微词的,只当他不存在,幸好还有小女婿。
蔡卞以礼部侍郎、龙图阁待制外放知州,官衔与吴安持同,却是更显于官声。
神宗熙宁三年,蔡卞与胞兄蔡京同科举登进士第。翌年,被授任江苏江阴县主簿,其时当地大富豪顾新元等人,趁着青黄不接之际,借谷物于庶民,利息高出平时一倍。蔡卞同情百姓疾苦,极力推行王安石的青苗法,断然开仓借粮,以解百姓燃眉之急,煞住不法富人趁火打劫的嚣张气焰,免除农民遭受高利贷剥削之苦,因而受到王安石器重,招他为婿。
他为官廉洁、勤政爱民,蔡卞因政声卓著,夷人知他清廉要离开,就用蔷薇露洒在衣服上的最隆重的礼节为他送行。此所谓“广州宝具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洒衣送之。”他的美名还传到了辽国。哲宗即位后,蔡卞升任礼部侍郎。他出使辽国,辽人亦“颇闻其名”。
蔡卞长于书法,书法圆健遒美。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字。《雪意帖》是其行草代表作。其入笔不一,丰富自然,各取其态。笔法纯熟,撇处可见王羲之笔法。结体随字而不一,但都神采奕奕。
其与胞兄蔡京同学书于蔡襄,后从苏轼学徐浩,后又颜、欧、柳、李邕,然后弃之而深入二王。观其作品,俊朗淳美,圆健遒丽,有兼人之功,文人士大夫的气息跃然其上。
时人乃有共识:“书法之道,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也。”
王棣对这位小姑父观感极佳,对于后世评价蔡卞“欺上胁下,陷害异已”很是不以为然。熟知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历史上只有做错事的人和做对事的人,没有什么好人坏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好是对事不对人。而原本那个时空的《宋史》将蔡卞列入“奸臣传”,完全是政治所需,党争误国,总得找出几个有足够份量的人做替罪羊。
至于吴安持父子,倒真的只是一面之缘。大表兄吴仰已婚,荫官在外,未曾见过。二表兄吴雇、三表兄吴僎与王棣年龄相仿,正月见过一回。而大姑父吴安持刚刚在礼部衙门见过。
在礼部部堂拜见尚书大人,是苏轼的意思,大抵是要为小妹夫赚取些政治资源,也算是对外界释放他极看重新科状元郎的信息。
其时也不知苏轼是有意或是无意,吴安持恰好去禀告礼部事宜,姑父、内侄二人方算是照了个面。谈不上亲近疏离,只有些微尴尬。
吴安持四旬出头,容貌隽秀清癯,鬓角染霜,稍显沧桑,仔细瞧了王棣一眼,微笑着邀内侄过府叙叙。
王棣自是不失礼数地回答说,得暇时一定登门拜访。
这次见面波澜不惊,王棣也没真想去拜会这位亲戚,毕竟老夫人那不好交待。
苏轼却意味深长的说道:“吴侍郎乃是谦谦君子,某是极钦佩其为人的。朝中若多些他这般的官员,实乃大宋之幸。”
苏轼所言,大抵透露出两个信息。
其一,吴安持做官为人都极具原则性,仕途虽不显,但也不会坎坷,为官多年政治资源是有的,王棣不妨多与他走动走动。
其二,苏轼已然意识到党争之害,但因所处位置,便是想激流勇退也是不成,唯有苦撑着。是以,他是羡慕吴安持不站队、不入党的政治立场的。也唯有如此,方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被任何一方所牵累,心无旁骛的做些实事。
王棣默然不语,为官之道他是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若想平平安安的游走于仕途,就得趋避党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朋党朋党,无论是一党独大还是多党纷争,在统治者看来,都是不易掌控也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但似吴安持这般,又无法施展政治理念,说的不好听些,只能是畏畏缩缩的厮混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很矛盾的现实,徒呼奈何?
其后,吴安持送了贺仪至枣家子巷,并让次子吴雇帮忙走动。
王氏“木”字辈子孙成婚乃是大事,更何况王棣身份较为特殊,更需重办。
巧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扬州的蔡卞也让长子蔡仍赴京送上贺仪并留下帮忙。
这对连襟在此时倒难得有了默契。
从七月中开始,王府便忙于三郎的婚事。
此前该需的程序仪式都走了一遍,但府中总归有诸多繁琐碎事需要一一处理,婚房布置更是重中之重。
王棣倒是不理事的,自有长辈指点处置。他偶尔还想,这年头,男人娶妻是大好事啊,总得大赚特赚一番。
这也是其时风俗所致。时人以为,养女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为不问,但到临时,又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人也。
总而言之,宋代女性的嫁妆是历代中最重的。这里面既有衣服首饰和家庭日用品,也有土地、田产或者房产等大宗物品。至于数额也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相差比较大。但是整个社会风气,是偏重于厚嫁的。
王棣自是不在意厚嫁薄嫁的,既决定娶苏静嘉为妻,感情是先决条件,他可不会同意盲婚盲嫁。
再者,苏轼兄弟虽同为朝中高官,还真无多少浮财,代父嫁女的嫁妆大抵是一些字画古玩。呃,这些可作传家宝,千年后可是价值连城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