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吕佳薇一眼，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只是随口说的。我联想到我父亲下跪时说的话：你要管管他们。我猜测我父亲心里那个结不是一天两天落下的，只是铜蛋的婚礼给他太大的刺激，才爆发出来。他要我叔叔管管他们，这个他们不知有没有包括吕佳薇。吕佳薇是阿果公司的，阿果的公司与铜蛋有业务往来。钱是人人都喜欢的东西，我以前看阿果钱挣得比印钞票还快，也有疑虑。转念一想，那么多领导都宠着阿果，捧着阿果，对阿果笑脸相迎，那还能有问题？就放心了。可如今被我父亲一跪，心里又不免一颤。我说，你们公司没事吧？
吕佳薇马上反问：什么事？
我就把我父亲跟铜蛋、跟我叔叔这几天的情况说了一遍。吕佳薇好半天不吱声，末了，叹口气，说，改革开放嘛，不一样了，大形势就是这样，很多事你爸爸是不可能理解的。我松弛了一些，觉得吕佳薇应该是对的。生意上的事我不懂，可能是书生气在起作用，我的思考从来没有抵达这个领域，甚至潜意识中有排斥感。我不懂，所以我做不出判断，我只有相信吕佳薇。不过，我仍然说，算了，挣那么多钱干什么？人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够花就行了。
吕佳薇看着我，有些心事。她说，几十年，一晃也就过去了，留也留不住，人生很残酷的。又说，钱够不够花只是个相对的概念，要看你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顿了一下，她好像下了决心，说，阿米，我想出资投拍一部电影，你来写剧本。
我很惊讶，根本没想到吕佳薇一直存着这个念头。《阳光下的邂逅》，她要拍的是我的小说。一部电影如果是小制作，几十万上百万估计也对付过去了。1971年，小镇，几个人，场面很静，场地很小，服装很旧，总之都不需多少投入。但吕佳薇不是这么想，她要来大的，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灯光美工摄影作曲，一流的胶片以及冲印技术。没有数目巨大的钱，是堆不出一流的。我有些怯了。她目光中嗖嗖往外喷射的憧憬，让我心底发虚，编剧不是我的长项，我是写小说的，写小说与编剧两回事，我可能胜任不了。我说，你另请他人吧，小说版权我无偿贡献，你找人编剧。
吕佳薇摇头，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就是你了，不要别人，别人不可能比你更懂得这个故事。然后，她又有些犹豫起来，脸微微有点红。她说，阿米，你能不能增加一个人物，女人，四十岁左右吧，美丑没关系，什么位置没关系，到时候我来演？
我点点头。这就是吕佳薇了，我不奇怪。
电影的事很快就运转起来了。吕佳薇没有等剧本出来，就复印了小说，四处张罗。还开出一批名单，都是与她心目中一流相吻合的人物，请北京的朋友帮忙联系。北京那边很快有了回音，说这些名流大都恰巧档期空着，基本愿意合作，但报出的都是天价，而且要先预付百分之五十。吕佳薇马上同意，她说，行，只要他们认真对待，钱不是问题。
阿果那些天不在家，他出国办事去了。等他回来，得知这事，责怪了吕佳薇。阿果说，拍电影，好事啊！文化产业也是我们公司将来要经营的范围，提高企业的品味嘛。人没文化不行，公司没文化也不行。干嘛私人投资？你能有多少钱？哪，公司来投资，公司承担风险。
我从阿果的话听出来了，钱还是有问题，一千多万元啊，吕佳薇未免有这么多，阿果是真心要帮她。可是吕佳薇不领情，她说，这部电影，我要自己投资拍。这些年我挣钱干什么？就为了这部电影。钱不够我可以去借，去银行贷，我要自己投资拍。
阿果说，你别怕光被我沾了，被公司沾了。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司投资！
不行！吕佳薇脸色很难看，她说，我说了不行，我自己投资，就这样！
跳到局外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电影市场就那么回事，现在有几部电影挣钱的？但是，吕佳薇要做这件事，我只能说我是理解的。1991年，我目睹过她拍《刺刀见红》，她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可是这部片子却烂在那里，别说上演，连她自己都没有看过完整的毛片。我帮不了她更多的，只能放下手中的一切，全力以赴写剧本。故事是熟悉的，人物是熟悉的，不熟悉的只是电影剧本这个体裁。十年前我憨里憨气地为陈天祥改过《刺刀见红》，这是我唯一与电影剧本的接触，如此而已，这样的经历根本不足以对付吕佳薇的大投入大制作。我到省图书馆借了一堆电影剧本，认真琢磨起别人是用什么手段，将一个故事表达成可视艺术。这样的精心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不过我很清楚，无论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心，都是值得的，也是我乐意的。人就是这样，想做的事，就是千难万难也愿意爬山涉水出大力流大汗，没有二话。不过，说到底我心仍然是虚的，不踏实。这部电影对吕佳薇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我很担心最终砸在我手里。这几年，渐渐涌来的名声其实也把我搞得挺看得起自己的，这样的不自信是个例外。
我叔叔把我叫去，他比我还担心。他说，阿米，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说，我知道。
我叔叔说，佳薇她太要强了。
我说，我知道。
我叔叔说，她也太不容易了。
我说，我知道。
我叔叔说，这事本来很多人都可以帮她，包括我，我也可以帮她，可是她拒绝了。她是当成一件梦想来实现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操作。
我说，我知道。
半晌，我叔叔又说，剧本什么时候能写好？
我说，4月22日以前。
我这么准确地说出一个时间是因为4月22日我要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这个会建国以来只开过三次，上一回是在十年前开的，所以大家都挺重视的，觉得开个会就是个荣誉似的。中国作协只给我们省三个名额，但很多1960年以后出生的文学同志想去，摆不平。都是写文章的，体裁不一，评价不一，各人的自我感觉却是惊人一致的：老子第一。就采取了一个民主做法，由省作协的几个主席副主席无记名投票。第一轮投出两个，得票过半数；还有两个得票相等，未过半数，再投了第二轮，从中再取一名。我四十岁，擦了边，恰好在这个范围内，第一轮就投上了。
关于会，其实挺无趣的，我们难道还缺会开吗？我本来无所谓，但那么正儿八经地弄来弄出，先是把我弄出屈辱感，好像我们是牲口似的，摆在那里，由别人来挑三拣四。不过最终看着没被投上的人在那里猴跳，要跟谁拼命似的，我的成就感与光荣感终于也弄出来了。原来会与会还是区别很大的，有的会折磨人，有的会却抬举人。我在单位对各种纷至沓来的会的厌恶臭名昭著，大家跟我逗趣，指着我说，我火了叫你去开会！不过，这个青创会我到底有了要去开的欲望了，尽管是在那么遥远的北京，我也要去。去之前，我得把剧本赶出来，至少有个初稿。给演职员的预付款陆续出去了，就等着剧本，我不能误吕佳薇的事。这件事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我不能误她。我向单位请了十天休假。十天里我始终坐在电脑前，关掉手机，拨掉电话，隔断外界的任何干扰。
4月22日凌晨我终于在电脑上敲出最后一句话，打印出来，厚厚的一叠纸，七万多字。我先给吕佳薇看，再给我叔叔看。他们没说什么，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当时有些诧异，一闪而过的诧异，并没有细想细问下去。稿子完成了，我松了口气，匆匆回家收拾了行李，中午就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参加青创会。四十岁了，自我感觉已经很老，齐米粒站在跟前已经快和我一般高了，他刷刷往上长，每天都在提醒我已经进入人生秋季这个事实，突然一个会又把我弄到青年，心里怪怪的。
会放在东北郊的北京招待所开，挺没气派的一个名称，车到门外，见大门也不气派，又窄又旧的外观，好像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吹到这里。里头几幢楼，两三层高，灰砖，青瓦，同样不气派。进了屋，吓一跳，完全天壤之别。地上是米黄色的大理石，泛着珠宝般的光泽；房内全是电脑触摸式开关，各种设备齐全，连剃须刀和剃须膏都有。有个女作家眼睛不好，把剃须膏当成牙膏塞进嘴里，刷着刷着，发觉味道不对头，警觉地到明处一看，尖叫起来，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就有消息灵通的人说，这个招待所是王宝生手中建起来的。大家哦了一声，也不管是真是假，就说原来这样，不奇怪了。开会的趣味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与会者的名单发到手，很多熟悉的名字，看过他们的文章，人不认识。想想跟这些意气风发的人同一时代，都被称为青年，好像还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又有一种很虚幻的欢喜渐渐起来。如此看来这个会还是来开的好啊。
第四天去现代文学馆参观，进了北京城。我已经八九年没来北京了，变化很大，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文学馆馆长舒乙给我们介绍，老舍的儿子。老舍写儿女的文章也没读过几年，所以印象中老舍的儿子还很小，结果舒乙六十多岁了，一脸沧桑，满头白发，一时思维有些调整不过来。正听着，手机响了，是我父亲打来的，他在路边打IC卡。我父亲很紧张，压低声音说，快回来，阿米，快回来！我正要问出了什么事，他就搁下了。我想想不放心，走到室外，回拨过去，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我父亲有时会惊咋，这个毛病年纪大了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对于铜蛋的婚礼，他的反应就有些过头。
晚上北京招待所里响起了音乐，联欢会正在进行，唱歌跳舞抽彩。各种会的模式惊人地一致，这也算中国特色了。我想起我父亲的那通电话，联欢会就不去了，留在房间，先拨他家的电话，没人。接着拨他手机，关机。白天闹哄哄时，我容易走神，现在细细一想，越想心越悬起来。来北京前，我把齐米粒寄到我父亲家。齐天光新娶的妻子比我小三岁，号称嫁齐天光前还是黄花闺女，真假姑且不论，反正是没生过孩子，所以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很介意齐米粒。我问齐天光你有没有欺骗人家，隐瞒婚史？齐天光老老实实地说，没有，介绍人当时都跟她说清楚了。
我就说，那她怎么这么健忘啊？急着找买主时，什么都可以可以，钓你上钩后，马上又要你做童男子。你是童男子吗？十几年的婚姻历史你怎么抹得掉？齐天光面有难色地呢喃一句什么。我缓一口气，发觉自己刚才的话还是讲得有情绪，其实没必要。齐天光离了再娶了，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该怎么疼老婆，小心翼翼的深怕得罪了对方。我想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给他的新家庭增加麻烦吧，他也不容易。之后每次出差，我便把齐米粒交给我父亲，十岁的孩子了，上学放学自己骑自行车，中午在学校托管，早上一个面包一盒牛奶，晚上麦当劳肯德鸡德克士，说起来也好对付。我父亲几乎没有应酬，又多了齐米粒，晚上他怎么可能不在家？我按了重拨键， 一趟趟地往我父亲家里重拨，却始终是空响。
楼下人声突然多起来，大概联欢会收场了。我到挎包中找电话簿，幸亏带出来了，翻到齐米粒班主任徐老师家的号码，拨过去，手指都有些抖了。徐老师已经睡下，声音朦胧着，说，齐米粒？好好的呀，今天有上学呀。上午我还提问过他。下午？下午第三节自习课他帮我改作业，好好的呀。
我长长吁了口气，看来是我多虑了。插头松了，铃声也可能响不起来，我父亲家的电话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可是那天夜里我仍然睡不着。快回来，阿米，快回来！我父亲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而且，把他的话在脑中重新播放出来，那声音分明是紧张与恐惧的。他紧张什么恐惧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