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军
明年是牛致功教授八十寿辰，学子们自发组织，要搞一次祝寿活动，出版一本纪念集子。本应写一篇学术论文向老师汇报，并再次接受老师的指导，只是转行到书法以后，虽然经常关注唐史学界的情报，却很少再写过专门的唐代史学方面的文章，感到有点愧对老师。不过想到学术分工不同，任务却是一样的，并且我自以为还依然铭记牛先生的教诲，心里才觉得是踏实了些。在这里记几件小事，借以回顾牛先生对学生的启迪帮助与厚爱。
一
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由于对唐代历史的兴趣，就读了一些论文，其中经常看到署名牛致功先生和赵文润先生的文章。后来知道他们都在陕西师范大学，在历史名城西安。1987年在有了读研究生的念头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如果能到唐代都城长安所在地，跟随这两位唐史研究专家学习研究唐代历史，那将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啊！
一番努力之后，1989年我如愿以偿，虽然我被分到历史系，牛先生编制上属于唐史研究所，但是赵老师和牛老师关系甚为融洽，两位老师都担当起导师的责任。我和同年考来的几位师兄几乎是两位老师合作培养的。
入学后，立刻感到与本科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以前的学习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拼命地往脑子里灌，以求考得好成绩，从来没有想到，如何自己主动地研究历史问题。牛先生上课给我们开的专题是《唐代史学与〈通鉴〉》。（其专著《唐代的史学与〈通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主要从司马光《资治通鉴》，来研究史料的问题，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将历史资料加以爬梳，重新认识一些想当然的问题。在课堂上，牛先生层层深入，抽丝剥茧的教学方式让我感受到历史的复杂之余，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来对历史的学习，只是盲从于大家专著的认知与阅读，还不知道如何发现问题，更谈不上如何解决问题。听了牛先生课后，才知道，人的认识都有时代的个人的局限，再伟大的史学家也有失误的时候，再有名的名著，也是带有个人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在里面，所以，历史需要不断的改写，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写出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不是说历史是虚无的，而是说后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历史往前推进了一步。在课后，又仔细阅读《唐代的史学与〈通鉴〉》，我发现了牛老师可贵的探索精神，细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平实的文风。后来才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重要的素养。正是在听课和阅读牛先生的专著中，我对房玄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教科书甚至于一些研究专著中，房玄龄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被称为“贤相”，然而，遍查房玄龄成为贤相的理由，却令人失望，如古人所怀疑的“号为贤相，然无迹可求”。对这样一个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准备尝试一下研究的滋味。在参阅了牛先生的相关成果，查阅大量的资料之后，最终写成《评所谓“贤相”房玄龄》，对房玄龄的为人，政治背景进行了挖掘，认为这种误解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写成后，我将它作为这门课的作业交给牛先生。牛老师在一次课后把我叫住，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肯定，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包括善于从小问题发现大问题等。说真的，其中有些观点与牛先生的并不一致，我不知道牛先生会怎么看。结果牛先生说：“以史料为依据，从事实出发，这是标准。”简单的话，让我感受到了牛先生作为学者的度量。后来牛老师拿这篇作业和赵老师碰了一下头，也得到赵先生的肯定，这大大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后来我把这篇文章投到《争鸣》杂志，很快就全文发表，不久又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隋唐五代史》专题1992年第9期全文转载。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历史系请香港唐史专家黄约瑟（已故）来作讲座，有学生问他，历史人物该如何研究时，他竟然举我这篇拙文作为成功的范例。赵文润先生当场指出，作者就是在场的我，还搞得我不好意思。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没想到就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让我感到很兴奋。以后又写了《许敬宗篡改唐国史实录问题探疑》，在《中国史研究》这样重要的刊物上发表，并又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这篇文章更是受牛先生《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和《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两文的直接启发。通过不断的磨炼，算是我逐渐摸索了一点点治史之道，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唐史研究的文章。现在看来，自己每走一步与老师的指导帮助启发是无法分开的。是牛老师和赵老师引导我走进了学术的领地。
二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在重要关口得到关爱是幸福的。我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后，直至工作，一直十分顺利，现在有了一份较为安定的工作，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回想起来，走到今天，身边都有很多老师关心我、帮助我。牛先生对学生的爱护，是众口皆碑的。在学习上他不给学生过多的压力，而是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生活中，他也给以细致的关心和爱护。我当然也是其中被关怀的一个。
1992年夏的一天，牛老师无意中问我，是否考虑到毕业去向，我这才想起忙着恋爱，竟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认真考虑。牛老师又问：“是否愿意留下？”说真的，我当然愿意，这里有这么好的老师，这里有一个全国唯一的唐史研究机构——唐史研究所，所长史念海先生德高望重，是历史地理学界、唐史学界的重要人物，这里还有牛先生这样谦谦的长者，以及其他成果累累的专家。这样的环境，学子们都是很向往的，对我来说这当然是很好的选择，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牛先生。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的十点钟，牛先生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说了这样一句话：“行了，留下的事妥了，史先生同意了，可以办手续了。”一边说，一边擦着汗，脸上露出高兴而又释然的表情。我不知道，到这个唐史研究所联系工作的有多少人，也不知道牛先生是如何向史先生开口推荐我的。我只知道，牛先生向来不愿意求人！牛先生身体并不好，在深夜，他一步步爬上六楼，只是告诉我这么一句话，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把牛先生送到楼下，看着他远去的缓慢的背影，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
在唐史所工作的两年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牛先生为学、为师、为人的魅力。不久，由于爱人毕业，分到北京工作。从家庭考虑，我又于1995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按当时的政策，服务不到五年是不允许离开的。我很担心，是不是能够顺利上学。我把顾虑告诉了牛先生和所里的马驰先生，我知道是牛老师向史念海先生举荐的我并使我留下，又找牛先生在史念海先生面前说离开，牛先生一定很为难。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又不得不厚着脸皮。我把情况说明后，牛先生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没过几天，我就拿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放行签字，到学校人事处办了离校手续。后来知道，牛先生和马驰老师为我的事在史先生面前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想来，我真有点愧对牛先生啊！
三
硕士毕业前后，正是“下海”风盛起的时候，求得物质生活的改善成为一部分学子们的追求目标。高校教师待遇低也使我迷茫过、彷徨过。有一次我到牛先生家说起过自己的迷茫，牛老师并没有摆什么大道理，只是用平缓而和蔼的语气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嘛，最幸福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己当时对这句话认识并不深刻，但是想想，自己也就是喜欢看看史书，写点文章，剩余时间临古帖，写几个毛笔字。每当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用不多的稿费到饭馆庆祝一下时，将自己写的字挂在墙上欣赏时，觉得这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时记得牛老师的话使我感到很踏实，感觉是找到了定海神针。之后再也没有想过“下海”之类的事情，继续走着唐史研究的道路。虽然当时一个月只拿200多元，但是，生活一直感到十分充实。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想起很深的夹道通向的那间小屋——唐史所，窗外的梧桐树枝叶繁茂，屋子四壁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晚上特别寂静，虫声入耳，以书籍相伴，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现在真是越发思念。可惜去年这间小屋已经拆除，原地建了新楼。现在我也已过不惑之年，再回过头来，觉得牛先生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有着多么重的分量。我知道自己一介书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钻故纸堆，在这里我有一种充实感，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别的，扪心自问，我肯定会有愧于自己的。现在我从历史研究转向了书法研究，看来两个是毫不相干的专业，实际上，学术研究是相通的。我现在讲的主要课程《书法文献学》、《书法文化研究》一直用的是研究生期间牛老师和其他老师们教我的方法、态度，这一直成为我求学的基本立足点——通史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据反映课程教学效果还不错。在此基础上，我2004年被学生评为首都师范大学“十佳教师”。我的专著《六朝书法与文化》后来获得了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其构架就是用大的历史文化的视野进行书法研究。后来我写了几篇书法方面的研究文章，如《唐代翰林书待诏及其活动考述》、《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实施和意义考察》等，细细追索起来，所用的方法，还是牛先生和赵先生的教导的结果（当然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对我的教诲在这里就不用说了）。甚至于当我转行进行书法研究的时候，还在不断地从牛先生那里获得教益。牛先生的《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2002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他从碑石文献入手，将历史的许多隐微探究出来，牛先生每于别人着力不到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次让我感受到其探幽发微的学术魅力。甚至有几篇牛先生还谈到了唐代的书法，他引用的一些材料也拓展了我的思维空间。有一次到琉璃厂古籍书店买书，竟然发现，牛先生的这本书和我的《六朝书法与文化》摆在一起！离开牛先生身边四年后又读到他的文字，感到分外的高兴，不仅仅是因为获得了教益，也知道退休后的牛先生一直生活得很充实。1999年8月13日牛先生在给我写的信中，还表明对于墓志研究的兴趣，说要继续研究下去，我当然对牛先生的研究成果是翘首以待了。
牛先生不与世争，踏踏实实，在唐史领域，勤勤恳恳地耕耘。每次听他教诲，他说话总是口气舒缓，不急不躁，并且知道牛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议论人非。我想起了弘一法师写过的一副对联：“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不让今人是谓无量。”牛先生真是有量而有志的老师！学者要淡泊名利，不与人争。要有人格之美、学术之美，兼具二美，并不是一件易事，而牛先生却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现在我也为人师了，时常把牛老师做学问的方法和成果以及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讲给学生们听，我经常用牛老师对待学问的态度要求自己，用牛老师的为人风格提醒自己：为人要朴实，为学要扎实，为师要平实！
教师节即将到来，打电话问候先生，说什么呢？万千思绪化作一句话：祝老师健康快乐！
（2006年9月6日）
（王元军，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