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不断进攻、围剿，部分富农、奸商操控粮食，投机倒卖，中央苏区曾一度出现粮食困难。1933年2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6次常务会议，决议成立粮食调剂局，以“抵制富农奸商的积藏操纵，以防备国民党的严厉封锁，以调剂各地的民食，以接济前方的军粮”。粮食调剂局成立后，负责收购、储存、调剂粮食。组织出口，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用。对稳定和发展中央苏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据1933年的统计，粮食调剂总局，在当年4～8月的5个月中，调剂27万元的商品流转，获得7000余元的盈余。全年储备粮食25万担，确保军粮供应，有效调剂地方粮食的余缺。
合作商业主要有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是劳动群众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创办的一种合作经济组织。1932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据1933年9月统计·江西、福建两省17县共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22525元，社员295993人，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1933年12月，在瑞金成立中央苏区合作总社。据1934年2月统计，中央苏区共有消费、粮食、生产合作社12028个，社员572658名，股金623156元。对活跃苏区经济，减少“剪刀差”现象起了重要作用。瑞金县壬田区消费合作社，曾被中央政府誉为中央苏区合作社的模范。
私营商业根据地的私营商业有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两种形式，小商小贩个体经济占私营商业的80％以上。苏维埃政府对私营商业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给商人颁发长期护照，自由进出红色区域，自由兑换现金，保护私商的正当利益。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保护私营企业的政策，并制定和发布了《暂行税则》及《工商业投资暂时条例》等，鼓励私商发展。小商小贩积极寻找各种关系，开辟通商途径，把大批食盐、布匹、药材，甚至枪枝弹药运进苏区，沟通了红、白区域之间的贸易，活跃和发展苏区经济。
（六）财政金融
根据地的财政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下，随着工农民主政权建立而产生和发展。财政收入的构成．随着革命深入发展而变化。根据地初创时期，财政收入以缴获为主；根据地巩固时期，财政收入源于苏区税收及公营经济的盈利。
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的财政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制订各项税收制度，建立各种财政法规，实行统一财政。主要税种有农业税、商业税、关税等。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与此同时，开展增收节支、增产节约运动。财政的支出，坚持节约的原则。临时中央政府要求一切工作人员“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并号召各级政府开展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仅1934年4～7月，中央苏区经费开支就节省了130万元。
农业税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之规定，将原征土地税改为“农业税”，以每户每人收获干谷4担以上开征，4担按1％征税，5担按2％征税，以此类推；1932年修改税则。规定从3担起征，3担为4％，同时规定对红军家属、政府工作人员、学校教员、孤儿、寡妇、残疾人及患病者，予以免税或减税。农业税还包括山林税，山林税中又分茶子税、茶叶税、果子税、竹麻税等。是时，农业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居重要地位，广大农民群众以纳税支援革命战争作贡献为荣，踊跃缴税。
工商税商业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苏维埃政府扶植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保护中小商人合法经营，积极发展红色区域商业贸易。公营及合作社商业的税率低于私营商业。收入少和资本小的私营业者纳税率低于收人多、资本大的商业大户，生活必需品税率低于非必需品。资本在200元以下及肩挑小贩一律免税。
关税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完全自主的关税制。对出口的谷、米、豆子、茶油、木材、烟、纸，进口的食盐、煤油、火柴、棉布、药材、电池、电筒等一律减半征税；对迷信品税率则高达100％。关税是根据地控制货物进出口的重要手段。
财政收支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明确规定财政部门的组织系统、隶属关系和各级财政部门的职责。建立了统一的预算、决算、会计、审计和国库制度。把收钱、管钱、领钱、支配钱的4个机关分开。明确规定税务局只管收钱，收入全额上缴国库。用钱机关必须按月作预算，送上级批准后，发给支票向国库领取。国库则只凭支票付款，没有预算、决算的开支项目不付钱。并统一簿记、单据，做到每条帐目都有凭证，每种单据帐簿格式划一。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各机关预、决算，检查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帐目和收支情况。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有：军需战费、政府费用、扶植经济建设以及文教卫生事业费用、进行社会救济的经费等。
金融管理中央苏区金融工作，主要是废除高利贷。同时，组织信用合作社，创建工农银行，逐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金融体系，并通过货币流通和信贷活动，促进根据地经济的发展。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开始营业，毛泽民任行长。国家银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金融体系。国家银行运用其职能和金融活动为革命战争服务。积聚资金壮大财力，支援战争；发放贷款，发展生产，扩大赤白贸易，打破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银行积聚资金采取代理金库、吸收存款、扩大股金等措施。国家银行于1932年7月7日开始发行纸币。中央造币厂铸造少量的苏维埃银元和可流通白区的银元，也铸造两角毫子和五分铜币，对于稳定中央苏区金融秩序，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七）文教卫生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红军的不断壮大，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民群众基本素质得到有效提高，有文化、懂军事、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各种人才脱颖而出。
教育根据地的教育事业，遵循“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履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办各种类型的学校，采取多种教学形式，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权利。每乡设立列宁小学，学制5年，初小3年，高小2年。6岁至12岁的学龄儿童普遍进入列宁小学学习，失学儿童放宽至15岁，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提倡识字教育与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培养儿童的友爱互助、集体主义、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性和体恤、服务、绝对不谎骗、不虚伪的道德。要求学生爱护公共财物，注意公共卫生，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学校与附近的红军公田及一般农田或者市圩的工场联系密切，引导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从简单的动作进到复杂的动作，从单纯的个人生产进到复杂的分工与互相配合的生产作业。”强调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采取启发式教学培养实际操作能力。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常识等。国语课内容与政治联系密切，歌颂劳动、歌颂共产党和红军，拥护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识字课主要教写应用文、路条、收条、借条等；算术以心算、笔算为主，也教珠算。学校对美育、体育也很重视，美育课设唱歌、图画两课程，体育课教体操和体育知识，也教一些军事知识，如列队、放哨、打野仗等。据统计，1934年中央苏区2932个乡，创办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多数在列宁小学学习。
临时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主要形式有夜校和识字班，以政治教育和识字扫盲为中心。夜校学员大多数是16岁到45岁的劳动群众。夜校的设立十分普遍，据1933年统计，中央苏区2932个乡，共设立夜校6052所，学员90710人。妇女的学习热情更高，兴国县夜校学生15740人，女生10752人，占69％。夜校教学紧密结合实际，编有《识字课本》、《群众课本》、《平民课本》，语言精炼，多有押韵，通俗易记。教学方法由浅入深，反复巩固知识，讲求实效。夜校课程一般设：识字、算术、读报、唱革命歌曲等；识字班学员年龄较大，因工作忙或小孩拖累不能入夜校学习的文盲，以小组教学为主，10人为1组，设组长1人，规定每天认识5个生字，每人一本练习薄，5天交一次作业，送夜校教师批改。每人识3000字才算扫盲。每个学员填一表格，注明姓名、所识字数，认真考核。列宁小学的儿童团、少先队员，常常送字上门，帮助识字班的成年人识字；各村路口都设一块识字牌，由日校老师在牌上绘图写字，两三天更换一次，每次写两至三个字。县、区文化部经常举办识字比赛，对成绩优秀者发给奖品、奖金。
红军战士以连为单位，组织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克服纸、笔供应的困难，以树枝当笔、地皮当纸，利用战斗或行军的空隙读书写字。开展互教互学，层层培养教员，首长担任总教员，连队文书是甲组的文化教员，甲组的同志是乙组的教员，乙组的同志是丙组的教员。同时，以师为单位设立俱乐部，成立晚会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墙报委员会、体育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以连队为单位设立列宁室，为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的基层组织。创办红军学校培养军事干部和专门人才。是时，中央苏区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大学、红军通讯学校、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干部教育分在职学习和进学校学习。在职学习的主要形式是：在省、县级机关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星期上课1次，或召开讨论会，学习内容包括共产主义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俄国党史与列宁主义等。各县县委组织乡基层干部的学习，以举办流动训练班为主要形式。学习内容有党员须知、区委应怎样领导支部、支部应该怎样做工作、苏维埃政府的几项基本工作、怎样在地方武装中工作、工会工作等。根据地创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培养苏维埃干部。1933年3月，在瑞金创办苏维埃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同年8月成立苏维埃大学，设立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班，由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为大学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兼任校长。1934年4月更名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由瞿秋白任校长。与此同时，设立初级列宁师范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等，培养教育工作干部和师资。
文艺中央苏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1930年，兴起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红色歌谣是苏区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用脍炙人口的民间歌曲、山歌等表达真挚厚重的感情。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人民领袖，歌颂革命战争和红军英雄事迹。创作许多热情奔放的文明歌曲，鼓舞士气。流传最广的有《红军歌》、《放哨歌》、《冲锋歌》、《送郎当红军》、《工农兵联合歌》、《十送红军》等，歌唱苏区新生活、新风貌。
戏剧是中央苏区文艺的重要形式。1930年，红军学校俱乐部设立戏剧管理委员会，每周安排一次晚会，演出许多节目。1931年，李伯钊、沙可夫、胡底、钱壮飞、李克农等相继进入苏区，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1931年冬，成立八一剧团，翌年9月更名“工农剧社”。此后，苏区各县普遍成立工农剧社或分社。各乡也成立工农剧社或支社。1933年4月，成立蓝衫团和蓝衫团学校，1934年3月，经瞿秋白建议，蓝衫团改称“苏维埃剧团”，蓝衫团学校改称“高尔基戏剧学校”。剧校先后为地方和红军部队培养了1000多名演员。1933年下半年后，苏区各省、县相继成立苏维埃剧团。戏剧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创作了许多话剧、歌舞剧。主要话剧有：《我——红军》、《女英雄》、《李宝莲》、《非人生活》、《追击》、《不要脸》、《我们的队伍来了》、《收租粮》等；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与此同时，出版戏剧集《号炮集》。苏维埃剧团非常注重把苏区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新道德搬上舞台，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也是人民自我教育，移风易俗、改善社会风气的宣传工具。
新闻出版1931年底，在瑞金叶坪正太厅堂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属临时中央政府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管理机构，朱荣生、张人亚先后任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中央出版局内设出版、编审、发行、财务等部室，负责审批各部门申报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籍，领导出版业务。主要出版了工农群众及儿童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和自然科学常识及教科书。如《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A、B、C》、《工农读本》、《青年平民读本》、《列宁小学读本》等。还出版供红军部队、政府机关各级干部学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图书。如《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红军军事摘要》、《阶段斗争讲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发行34种报纸杂志。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大报。开始时每期发行3000份，1933年以后增至4万多份。同时创办《战斗》、《斗争》、《斗争报》、《革命与战争》、《红星报》、《青年实话》、《实话》、《红旗》、《党的建设》、《中国苏维埃周报》、《苏维埃》等期刊。发行网、通讯网遍及红军部队和苏区农村各基层单位。中央苏区报刊杂志除报道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及苏区、白区的新闻外，还经常发表各种文艺作品，《红色中华》于1933年5月增辟了文艺副刊《赤焰》，号召通讯员和读者“努力地去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生活的实际，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在文艺的形式中写作出来”。
医疗卫生1931年底，中央红色护士学校在汀州城内的万寿官开学，第一批学员60人。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兴国茶岭创办，第一期录取学员26名。同年10月，在瑞金叶坪新院村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卫生材料厂，负责生产中西药品和普通药械。1933年1月，汀州福音医院搬迁到瑞金叶坪朱坊羊岗下，改名为“中央红军医院”。此外，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着名医院还有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江西第一红色医院、福建军区医院，以及总卫生部下属的疗养院、残废院、疗养所等。
